1992年10月，王泉根先生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儿出版社）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部出版。该书上编《宏观研究》的第一章就是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基本问题的。在《五四以前中国儿童文学的态势》总标题下，又分有三节：一、寻找共识。二、古道树下的童话记忆（古代民间儿童文学的两面：古代作家儿童文学的三途、文化、文学、教育传统的思考）。三、近代儿童文学景观。从某一意义上说，实践了蒋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史的构想。”王泉根先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中国‘古已有之’”，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口耳相传的适合儿童听赏要求的口头儿童文学，这包括儿歌（童谣）、童话、传说、寓言、笑话等，其中尤以儿歌、童话为富；二是古代文人著作中某些适合儿童接受机制与审美情趣的作品，这包括专为儿童写的文学读物（如《日记故事》）、儿童自我选择的读物（如《西游记》），以及儿童自己创作的某些精彩之作（如《咏鹅》）。可谓有理有据，给人以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然而，王泉根先生在下文“近代儿童文学景观”中又这样明确写道：“儿童文学是随着儿童的被‘发现’而产生的，从世界文学史的范围看，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只是在近代社会里才诞生。”并且引用《儿童文学概论》（四川少儿出版社）与日本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四川少儿出版社）中的著名论述，强调“儿童文学这种为儿童的文学，只能产生于有着承认儿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的资格并保障他们做人的诸项权利的儿童观的社会。根据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儿童观，并不存在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各社会阶段，而只有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才可能出现”，这显然与他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相矛盾。而对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作者竟轻松地以“中国的儿童文学走过了数千年曲折缓慢的道路……终于在近代中国文坛开始勃兴”来化解之，这是很难自圆其说而令人信服的。更具戏剧性的是，王泉根先生在第二章《五四：中国儿童文学的转型》里，又将五四时期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期”，并且明确指出：“儿童观的改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一个划时代的革新，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这又似乎在主张“五四说”了。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混乱，笔者以为最主要原因是作者在批评他人在“儿童文学”概念的使用上“以今衡古”时，自己却走了另一个极端，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儿童文学”标准，违背了同一次分类必须坚持同一标准的原则与概念的同一性原则，造成每个部分孤立地看来都能自成一说，而连贯起来却相互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