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笔者从师蒋风、韦苇两位教授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意外地在导师家中见到了吴其南先生，原来他是导师于1978年招收的第一届儿童文学研究生，我们又都自然地谈忆起这次论争，尽管这一论争此后没有在报刊上进一步展开，却在导师与师生之间以另一种“口头辩论”的形式持续达两年之久，论辩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儿童文学？论辩的直接起因是这样的：随着中国现、当代两部儿童文学史著作的陆续出版，蒋风教授拟花近三年的时间，与研究生们一起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史》。韦苇先生认为：就世界范围而言，儿童文学的自觉可以上溯到欧洲的17、18世纪之交，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又在这之后，一般认为在近、现代大约19、20世纪之交。在漫长灿烂的中国古文化中虽然也不乏合今日儿童文学标准的作品存在，但我们毕竟没有关于那个时代的儿童读者的反应作立论依据，再说古代中国人也不大可能有一种供给儿童文学读物的意识，因而，说中国古代就有儿童文学并写史是证据不足的，虽然这项工作——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著述中钩沉出类乎儿童文学性质的史料史实也不乏有其价值的一面，但它以放弃对20世纪这一活生生的儿童文学现象的研究作代价，也是不足取的。蒋风先生认为：文化是割不断的，广义地说，有儿童的地方就会有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有现、当代的显著发展，是有其民族文化的源头的，这个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民间文学中合儿童文学性质的部分及历代文人创作的为数不少的被儿童所喜爱的作品，并据此开列了自远古神话到明清的《龙文鞭影》（萧良有）、《演小儿语》（吕坤）与《幼学琼林》（程允升）等一长列篇目，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笔者在这场辩论中认为：历史是割不断的，但历史发展在其不同阶段有其特定的内容与任务，在儿童还没有被“发现”以前的古代，是很难想象有供给他们的文学。但面对古代儿童也同样有文学的需要与客观上具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民间文学及文人或儿童创作的仍为今天的儿童所喜爱的作品存在这一事实，笔者建议，若以《中国儿童文学渊源》为题对这些史料史实加以钩沉、推理，是很有价值与意义的；或者将此作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通史》的“史前”部分加以追溯。
究竟应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存在今天看来仍合儿童文学性质的作品？它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又有何联系？1992年春，笔者曾在《童心：儿童文学家的人格追求》（载台湾地区《国语日报·儿童文学》，1993年1月）中录下了自己的思考。拙文认为：若从儿童文学家发生的角度来考察中西儿童文学的发生，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很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即在“作家创作作品”这一因果恒式中，中西方却因其文化传统与氛围之异而有着不同的变式。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产生最初与社会儿童观的关系并非像今人所强调的那么密切，倒是与作家自身的生命经历休戚相关。作家大都主张“为自己而写作”，当他们的作品在现实中被儿童占为己有而贪婪阅读的动人事实，让作家在被感动与感到自我满足的同时，也进一步体味到应该给孩子们也写点什么，于是随着作家文学视野中的“儿童读者”的被发现，儿童文学也随之自然地“发生”了。而中国的情形则有不同，作家并没有于儿童将成人读物占为己有时，发现儿童作为文学读者这一存在，去主动地为儿童写作，而是在儿童观改变以后，在儿童解放的社会背景下，为着更好地教育与培育儿童，才开始关注利用儿童喜爱的文学样式来达成目的。因而作为“儿童解放”与“儿童教育”的结合物而存在的中国儿童文学，其发生只能在五四这一“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思想大解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