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把儿童问题与社会问题、国家前途、民族未来联系起来，给儿童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开始关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需求，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人的文学”和“儿童文学”一脉相承地成为五四时期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我在这篇文章里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完成自觉的历程，与六位先驱者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宣传阵地、传播文明火种、创办《新青年》（1915年）杂志的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中国“儿童学”第一人的周作人，以及送来“儿童中心说”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其童话被作为中国儿童文学典范作品的安徒生。其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直接启蒙、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周作人兄弟。从鲁迅的《人之历史》（1907）、《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3年）、《狂人日记》（1918年）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从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人的文学》（1918年）、《祖先崇拜》（1919年）到《儿童的文学》（1920年），可以清晰看出，鲁迅、周作人在20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对“儿童问题”的思考，都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入手，在人类进化论视野里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的存在；继而从“人之发展”视角关注到儿童由“人类童年”到“人的童年”的双重属性，将儿童从“小国民”的神坛上还原为生命个体的“小儿”，重视儿童期对于“人之发展”的意义；同时借用儿童学的新观念，解析儿童问题，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有别于成人，有其内外两方面的需求，儿童期生活对生命个体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儿童的文学》），将“儿童的发现”视作“人的发现”的内容和深化，将“儿童的文学”视作“人的文学”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里，以“儿童本位”思想，提倡“儿童的”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宣言书”，其“儿童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儿童的”提法上。“儿童的”所指有三层含义：
一是人类学意义。周作人说，我对儿童的兴趣，最初“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由此得知“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于是沿着这条路径一拐弯便又一直引申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明白了“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儿童即是“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程序。（《苦口甘口·我的杂学》）这是周作人从人类学得来的结论。
二是儿童学意义。周作人说，“现在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的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要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儿童的文学》）
三是文学意义。周作人肯定“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提醒人们思考“怎么样能够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坚持从“儿童的”与“文学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强调“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将“儿童的”文学划分为“幼儿前期文学”、“幼儿后期文学”、“少年期文学”三大层次。（《儿童的文学》）
尽管鲁迅、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追求与理想日渐分歧，但兄弟两人在五四初期确是遥相呼应、合力同心，共同倡导并确立了那个时代的“幼者本位”思想，为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芽、开花、结果、生长，培育了“适宜的土壤”。周氏兄弟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尊重。
长久以来，有一种否定周作人文学贡献的思潮，这一思潮近年来也蔓延到鲁迅身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的地位被质疑，鲁迅的文章从教科书中被大量删除，似乎鲁迅精神已经过时。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会随人而异，社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会随时而变，虽然鲁迅离开我们75年了，作为关心儿童和关注儿童文学的我，仿佛觉得鲁迅先生离我越来越近，尤其是他在20世纪初叶《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孩子”这一振聋发聩的呼声，不时在耳边响起；他那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高大身影，时常浮现在眼前；他发自内心的“对于一切幼者的爱”并“自觉牺牲于后起新人”的伟大精神，始终鞭策着我们；他以“幼者本位”为核心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儿童发展观、儿童文学观，对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儿童、重新发现儿童、建设儿童文学有着十分迫切而现实的意义。
我对探询中国儿童文学源流的兴趣始终没有改变，对还原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生动景观的愿景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对研究五四前后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儿童文学活动的课题始终没有停止，因而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也毫无疑问受鲁迅、周作人“幼者本位”的思想影响最大，这方面的文章也是我写得最多、下工夫最深、最为看重的学术活动，也是认识我这本儿童文学文集的价值所在。
回到一百年前，从晚清西学渐进、近代辛亥革命、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入手，企图一步步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灰垢，将寻找到的诸多“丢失的碎片”，渐渐黏合成“发展的链条”，终于发现鲁迅、周作人兄弟倡导的“幼者本位”思想是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拐点、起点、制高点。“幼者本位”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历史概念”，应该放到它诞生的那个“历史原点”去考察，应该用发展的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去评判。当然，如果抛开历史渊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辨析，在今人看来，“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的两个观念。一般幼者用来指称比儿童还要小的孩子，与“幼儿”相近；有时幼者用来指称与成人相对的未成年人，包括幼儿、儿童、少年，与年轻人、晚辈、下一代相近；也可以说，儿童是有明确指向的群概念，幼者是相对模糊的类概念，运用中，又有语境语感、习惯爱好等不同选择。
我这里所说的“幼者本位”自然有我自己的理解。幼者本位是一种文学观点，是我对儿童、儿童文学及儿童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站在幼者的立场，代幼者立言，把属于幼者的文学还给幼者，营造幼者可以逍遥的心灵乐园；幼者本位是一种社会主张，是我提倡并希望社会能认同“幼者优先”原则，幼吾幼以及他人之幼，养成“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观；幼者本位是一种人类理想，是我梦想颠覆祖先崇拜、长者本位的人类发展观，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带着“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以未来为目标，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和谐美好。
是为序。
2010年4月28日于合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