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语），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从而催生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在“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让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文学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有意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作了如下大胆描述：
在中国灿烂的文学星河里，儿童文学作为一颗璀璨的新星，萌芽于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自觉于20世纪初叶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而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作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始点往五四时期前移了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儿童中心说”，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有意回避杜威“儿童中心说”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关系。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还其固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遵循了一条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的历史必然。2009年，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新中国儿童文学六十周年之际，我特意以“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为题，认真写道：
中国儿童文学比西方整整晚一个世纪，根本原因是中国到了19世纪才开始“发现儿童”。在欧洲，15世纪“发现了人”，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硕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与儿童”，造成了“女子研究”和“儿童学”两门学科。在中国，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和儿童的解放三大历史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