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大量引录的批判文章上看，尽管批判者当时仍称陈伯吹为“同志”，但在批判过程中却“毫不留情”。首先，抓住陈伯吹儿童文学论中的某一点（譬如关于“童心”的两段文字），加以生发，片面而不是全面地进行批判，从而肢解与歪曲了陈伯吹的原意。其次，无限上纲，把学术性论辩转变为一种政治性批判，尤其将陈伯吹的观点与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立，从而把被批判者置于政治上的绝境，这是十分危险的。再次，肆意联系，把陈伯吹的观点与美国杜威的教育理论相联系，把“同志”划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阵营。
1960年，对陈伯吹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头。然而，陈伯吹为什么突如其来地受到这样大规模的批判呢？这还有其更大的政治背景，因为这场批判的发生并不是独立的、偶然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得一些人更坚定地相信，阶级敌人还在，心不死，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消除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基础，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铲除一切可能隐藏、孕育资本主义复辟因素的土壤，这一认识还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变化而得到特别的加强。在整个17年的后半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这种破裂在1960年前后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不仅由于前苏联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撤走了全部专家，更由于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出现分歧。中国批评前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国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修正主义的要害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必须从批判“人性论”开始，而“人性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便是文学艺术领域。于是，文艺领域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和重点清理对象。这一批判在1960年前后达到**。196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提出要批判文艺界的“人性论”观点。接着，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和巴人（王任叔）的理论观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人性论”的运动。在儿童文学界，批判者“理论联系实际”，终于“联系”上了陈伯吹和所谓的“童心论”，于是，大势所趋，一场关于“童心论”的批判就由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拉开了帷幕。
1961年，形势有了转机。这一年，为克服政策、工作上的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相应地，对文艺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