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伯吹同志看来，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特殊性”。怎样“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呢？如果他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力求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和要求，容易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这“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是存在的，这样讲也是对的。可是陈伯吹同志所指的是不是这一点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一再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说什么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还呼吁编辑在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说什么“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又提出不要“把儿童生活中的小故事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而强调着‘社会意义’”。
很明显，这种理论，已经大大超越了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的范围，也就是说，他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的幌子下，抹杀了儿童文学的阶级性，抹杀了儿童文学培养、教育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按照陈伯吹同志的这种“理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就可以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熟悉和掌握党的政策，在观察、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也不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准绳，而是只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有了“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的耳朵、眼睛、心灵、情趣”等等，就“万事大吉”了。而在审读评论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必过问它是否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不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只要具备“儿童立场、观点、情趣”等等就行了。这套有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杀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这从他的许多篇论文中闭口不谈阶级观点对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也可以反证这套“理论”的实质。且莫说这是一套荒谬得不值一驳的“理论”，它潜在的危害性，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他这一套会符合某些人的口味，按照他这套“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即以“儿童立场、观点”去观察、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儿童文学就可以逃避现实，作者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这样，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只能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能使儿童文学事业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分离出来，并拒绝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批判者在将陈伯吹有关“童心”的文字“转换”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儿童本位论”在题材方面的表现（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并得出结论：“儿童本位论与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是一脉相通的，骨子里都是否定儿童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批判者又着重批判了陈伯吹在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所散布的“错误谬论”，且性质十分严重。批判者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