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960年春天，上海正大规模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4月批判了18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判了蒋孔阳、钱谷融和任钧等人，6月便在儿童文学界批判“童心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面，一连开了几次会，还编印了批判材料。批判很快波及全国，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文艺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其中专论性的批判文章有：
宋爽：《“儿童本位论”的实质》，载《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5期。
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载《上海文学》，1960年第7期。
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载《文汇报》，1960年7月7日。
何思：《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贺宜：《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解放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里方：《不能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评〈一只想飞的猫〉》，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此外，同年发表的还有郭钧的《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河北日报》6月5日），邹尚禄、任德耀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上海戏剧》第6期），胡一元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东海》第11期），袁静的《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文艺哨兵》第3期），严恭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班人》（《电影文学》6月号）等许多署名文章，也都涉及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陈伯吹在上海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一点也没有心理准备，“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即陈伯吹）这是一般的‘批评’”，但从上海方面的情形看，“显然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读者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就其批判的内容，“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正如陈伯吹后来回忆的，“把我有关儿童文学特点的言论，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把有关儿童文学的特点，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指责我的文艺思想是与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血肉联系，也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