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及其一伙，他们的魔爪就直接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拼死拼活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在“为儿童服务”的幌子下，刘少奇要人们继承《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的传统；陆定一提倡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胡乔木则主张出版“各种寓言，小说笔记上的各种故事，孙行者、包公、济公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又是什么“《三个火枪手》是世界名著，都可以编写出版”。周扬更大力鼓吹“要表现童心”、“母**是客观事实”、“要有专门适合儿童、表现他们的文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封、资、修黑货大量出笼，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陈伯吹凭着他的反革命敏感，紧紧地跟在他新主子刘少奇的脚后，亦步亦趋。
接着，批判者为陈伯吹开列了“三大罪状”：
（一）以“为儿童服务”来反对“为政治服务”，“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使之（儿童文学——引者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抛出“童心论”（又叫“儿童本位论”）对抗“阶级论”，“其目的就是反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甚至还在一相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的惶惑：
在那场名为“业务思想批判”而实质上是政治批判的“群众运动”中，一张大字报否定一批作品，一篇文章扫掉一批作家，完全没有一点儿学术讨论的味道。少年儿童出版社遭了殃，儿童文学事业也遭了殃。……对“童心论”的批判，则认为“童心论”就是“儿童本位论”、“儿童立场论”，也就是“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并扣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帝修反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代理人”等等帽子。
在那“一浪高一浪”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