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1日，一伙人来我家里抄家，把我的全部藏书和有价值的资料都抄走了。隔了两天，又召开批判会对我批判。会上，带头的一个头头铁青着脸，责问我在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一只想飞的猫》说：“猫会飞吗？猫会说话吗？”这时候，我手里擎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其中的第22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
从此，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遭到了更加莫须有的批判。批判者将陈伯吹及其理论与当时批判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挂上了钩，而在理论溯源上，这一次却是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至上论”发生了关系，又与当时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这里仅以一篇批判文章——肖学森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理论”》为例，就可见当时气氛。
首先，批判者给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解放以来，儿童文学界在刘少奇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清算”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绝无超阶级的个人。斯坦尼不是纯文化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伯吹当然也不会是单纯的文化人，他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早在1930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陈伯吹就已经堕落为跟在帝国主义后面摇尾乞怜的走狗。他跟着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狂吠：“中国的敌人只是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时候，陈伯吹利用所主编的《小朋友》，呕心沥血地帮独夫民贼蒋介石脸上贴金，麻痹人民，鼓吹什么“抗战胜利，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五权的好主义”，妄图实现蒋介石的反动宪政。他还在国民党反动的文化特务机构中任要职，专门从事扼杀进步书刊的万恶勾当。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他家里抄出了各种反动罪证和变天账。解放以后，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陈伯吹摇身一变，披上了“进步文化人”的外衣，戴上了“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面具，窃取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市作协书记等职务，利用“合法地位”，变本加厉地贩卖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肆吹捧外国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反对儿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陈伯吹之流所一再鼓吹的“为儿童服务论”、“童心论”之类，实质上就是他积极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破烂武器。
批判者在这里所说的“陈伯吹之流”又是哪一类人呢？批判者在后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