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心”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积极引导下，儿童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黄金时期”的繁荣局面，“一年比一年出版并发行了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的儿童文学书籍。特别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得更加显著，仅以少年儿童出版社来说，1954年发行数字为上年的四倍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两千八百多种，发行了六千多万册（发行数字不包括少年儿童阅读的连环画）的相当巨大的数字的儿童书籍”。这些读物，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有关于革命英勇斗争的，较优秀的作品如《鸡毛信》等；有关于学习和纪律的，较优秀的作品如《罗文应的故事》；有关于集体主义、团结友爱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等；有关于“儿童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小胖和小松》《海滨的孩子》等；有关于科学知识的，较优秀的作品如《我们的土壤妈妈》《森林的故事》等；此外还有关于英雄模范的，关于国际主义和平与友谊的，关于爱国卫生的……所以在主题和题材的广度上看，已经逐渐远离了狭隘的窠臼，走向广阔的平原去。然而就这样，也仍然“不够广泛，不够少年儿童要求书籍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和求知的愿望”，因为“儿童读物有它的特点，在读者年龄的特征上不仅要有‘分类’，更有‘分年’的必要，在这样的规律之下，两千八百多种书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显得更加单薄而寥寥可数，远远地落后于客观的殷切的需求，与祖国在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飞跃前进的形势，在比例上感觉到太不相称了”。数量是如此，质量上又如何呢？陈伯吹认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科学知识技术结合着劳动生产的科学文艺读物非常少，现有的一些，只是一般知识的硬邦邦的叙述，缺乏文学因素，不能很好地用艺术手段来传授知识技术和启发对科学事物的热爱和兴趣。十岁左右的小学生爱看的‘科学童话’几乎没有”。
第二，“关于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斗争事迹的书籍，也是比较弱的一个部分。一般地说，内容写得不丰富、不细腻，不能把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这样就不能使小读者获得深刻难忘的印象，起着典型示范的教育作用。又因为一般都只是罗列事迹，平铺直叙，写得干枯单薄，不但不能激动小读者的心灵，反而把英雄形象和卓越事迹‘贬值’了。于是他们只能超越年龄地去硬啃那些翻译的大部头的有关英雄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了。”
第三，“对少年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的作品又是一个较弱的部分。”
第四，“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虽然文学的各种体裁已经具备，达到了多式多样的境地，可是十岁以下的儿童所心爱的‘童话’，却是连年歉收。”“诗歌的产量虽然较多，但还不是‘陌上青青，红杏出墙’的春天原野的景象，少年儿童还很少能从我们的诗歌里获得清新的诗意和审美的感觉，多半是一些押了韵的标语、口号式的‘诗的语言’，难怪小读者们不能朗朗上口，不能达到‘口而诵、心而维’的意境。我们写的诗歌没有把政治思想溶化在作家的优美的思想感情里，水乳交融地通过美丽的想象的具体形象，从笔端上表达出来。对于艺术加工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应有的注意。”
第五，“还有讽刺小说、惊险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也是绝无仅有的。”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明显不足，陈伯吹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解放后将近六年来，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是肯定有成绩的，但是它的现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为了全国不同年龄和不同程度的一亿两千万的少年儿童，对于精神食粮的‘嗷嗷待哺’的情况是必须就从今天起大力改善它，并且立即用切实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为此，陈伯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