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引进和批判之旅——不同时期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相差甚远
在中国，安徒生童话与批评的关系更加密切而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理论界对安徒生童话的批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安徒生童话的中国命运。这也许是安徒生童话作为引进产品，其传布需要更多地依赖专家的观点与生产商（译者、出版者）的推介。在安徒生童话来到中国的九十多年里，不同时期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相差甚远，大致经历了与时俱进的六个时期。
（一）瞥见安徒生，由认为“太荒唐”到称之为“神品”
中国最早接触安徒生童话的是周作人。1912年，他读到《丑小鸭》《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等作品，“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尤其觉得有一寸长的拇指姑娘，太荒唐。但周作人很快接受了西方人类学和儿童学的理论，明白了童话对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和安徒生童话的价值，在1913年9月写的《童话略论》里，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安徒生及其童话。称赞安徒生“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又在长文《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详细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和童话创作，感叹“其所著童话，即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
（二）发现安徒生，从“儿童的文学”到“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人的发现”和“妇女的发现”的视野里，儿童被发现了。新儿童观赋予儿童独立的人格与独特的精神需求，供给儿童的读物被提上议事日程。安徒生童话正好是孩子最适宜的精神食粮，于是介绍安徒生童话成为一种必然与时尚。安徒生童话被看做“儿童的文学”得到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标准之一。在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徐调孚等学人的努力下，安徒生童话来到中国成为20世纪20年代颇为显赫的文坛事件。安徒生被称誉为“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童话也被赋予了儿童文学范本的意义。
（三）批判安徒生，从“麻醉品”到“老糊涂”
1935年，安徒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茅盾在《文学》4卷2号上发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一文，指出“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认为“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此后的十多年间，安徒生童话不再受中国人欢迎，这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动**混乱的国情息息相关。战争年代的儿童文学要求“给少年以阶级的认识，并且鼓动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安徒生童话显得与这样的现实需求格格不入，也难怪人们要“咒骂安徒生是一个住在花园里写作的老糊涂”，“写小天鹅一类不现实的故事”（茅盾语），把孩子引入虚空的歧途。
（四）重新诠释安徒生，从《安徒生童话全集》出版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