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被改写结尾的还有《海的女儿》。对小人鱼变成水泡的悲剧安排，不仅被认为过于残忍，还被指责为作者为着表达一种基督思想而强行加进的寓意，带有一种明显不符合情节的“人造效果”和“异教色彩”。符合情节的设计应该是让小人鱼与王子成亲。因而很多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删除了小人鱼变成小水泡的情节，删除了故事中出现的那位外国公主，让王子和小人鱼结婚。一部1966年出版的英国译本这样写道：“小人鱼在她情人的抚摸下最终变成了人。”有的译本还将“故事中性的因素及描写小人鱼对情敌的嫉妒心理”连同“那把可以用来杀死王子的刀子”一起删除了，以防给孩子不良的阅读暗示。
《皇帝的新装》的结尾，安排了皇帝赤身露体地在大街上游行，让一个小孩子喊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真话，本是作品中最大的亮点，但被有的批评者指责为安徒生借此讽刺“当今皇帝”，有藐视权势贵族的倾向，发泄对上流社会的不满，暗示要封杀这篇童话，甚至威胁到安徒生的安全。其实，这篇童话是安徒生受到朋友豪兹一封信的启发而写的，借用了西班牙故事的“有趣的概念”（两个狡猾的骗子冒充织工从外地来到皇宫的情节），用以讽刺那些无理吹捧、不说真话的坏风气。
《丑小鸭》的结尾也被丹麦大文学史家、评论家布兰兑斯认为“是一个不可原谅的败笔”。本来，安徒生创作丑小鸭这一形象，是有其自喻意义的——安徒生的一生从卑贱起步，到产生种种金色的梦想，再到辉煌的终结，完完全全就是童话《丑小鸭》中主人公的缩影。但布兰兑斯更看中悲剧的力量，认为大团圆的结局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所以他大声疾呼：“啊，诗人！……既然你能哺育出这样的诗篇，以你的灵感，你的骄傲，你怎么忍心让天鹅得到这样的结局！让它死去吧！让它死去吧，如果需要的话！那将会是悲惨而伟大的。让它展开翅膀，不顾一切地在太空翱翔，为它的美和它的力量欢欣鼓舞吧！那是自由而快乐！”（《童话诗人安徒生》，1869年）
对童话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的不满，也集中在安徒生越来越远离政治现实、远离童话创作规则的变化上。丹麦研究者波·格罗贝奇认为：“安徒生在思想上并不是十分前后一贯的，人们很难在他的创作中找到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前后一贯的哲学思想。有的童话在结尾虽然有一个教训式的主题揭示，但他没有把一切细节都安排得从属于这种思想的意识，而且很多童话里，根本没有什么潜在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系列大事件、一个命运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情景，如《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坚定的锡兵》等。”（《现代诗人安徒生》，1935年）丹麦大批评家乔治·布兰兑斯也认为，安徒生的创作总是带有严重的个人色彩，以自我为中心，远离政治现实，连1848年大革命这样重大的事件，反映在他的自传里，仿佛只是听到某人打了一个喷嚏。丹麦研究者保尔·维·鲁玻认为：安徒生童话越到后来“朝神话传奇方向发展的倾向越突出”。就连童话最本质特征的幻想，在安徒生笔下也变得“随处漂游，控制不够，缺乏节制”，表现到创作上，喜欢“把一系列小故事联成一篇长童话”，甚至“走得更远，让童话的框架无止境地任意发展，接近大型故事，而不是把它写成一个个独立精彩的小故事，在这里他丢掉了他那秀美的文词和流畅的灵感，虽然某些片段可能很精彩，但故事整体往往是失败的”。（《安徒生的童话》，1927年）这些批评都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安徒生越到后期的作品童话的特质越来越不明显，神话、传奇、小说、故事、散文的特点却越发突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明白了，在二百一十一篇安徒生童话中，为什么人们耳熟能详的童话，就那么十几篇，连总数的百分之十也不到，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安徒生早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