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7世纪，当中国仍然处在封建社会最后的三个王朝（元、明、清）时，欧洲的资产阶级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大诗人但丁说，人的高贵超过了天神；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人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与此同时，大科学家伽利略又要求人们到大自然中去阅读“自然之书”。
18世纪初叶，作为《鲁滨孙漂流记》的原型伍兹·罗杰斯船长的航海纪实《环球航行记》，也是真实记录人在阅读自然之书（荒芜人烟的小岛）中的冒险经历，谱写了“人定胜天”的壮美。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1707—1788）的36册巨著《自然史》，包括地球史、人类史、动物史、鸟类史和矿物史等，以科学的观察为基础，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大自然的神奇面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而美国的威廉·巴特姆（1739—1823）的《旅行笔记》（1791），以自己于1773年至1777年间遍游美国东南部的观察日记为素材，不仅描述了动植物群和自然景观，还表达了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之人的哲学思想，认为大自然中万物，都有一种亲族关系，都像人一样有知觉和灵魂。正是这部“《旅行笔记》作为以日记为素材而整理的散文体也成为多年以后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文学形式”，其中通过“描述他在美国东南部荒野所进行的‘孤独的朝圣’，形成了一种对荒野的审美观，从而使他本人成为第一位在欧美大陆文学界获得声誉的人和美国自然文学名副其实的奠基人”。
近代的动物文学
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迅速遍及整个欧洲，到19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最终以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厂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力的日益强大，自然被置于任人宰割的被动地位，尤其是对矿产资源的掠夺日胜一日，自然界在人类的眼里又被简单地分为有生命的动植物与无生命的矿产资源。
对矿产资源的无节制地掠夺将人性中贪婪的一面暴露无遗，而在满足贪婪的同时，人类又将展现出人性中的善良一面，将自己的爱心与人道主义的同情给予了与人类一样有生命的动物，于是，出现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重点表现动物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动物作品，不是神话时代的寓言式作品，如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也不是《列那狐列传》中的列那狐，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动物，是一种象征，表达的是一种社会批评，张扬的是一种人类良知。这一时期的动物作品，以传统文学的眼光看，它属于科普读物中的自然知识读物，介绍的是动物的生活习性、生命状态，以及物种的繁衍与演化等自然内容，同时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暖与关怀，在展示动物世界的同时，带有明显的知识性、欣赏性，有“向动物学习”、“拜动物为师”的明显倾向。
如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和动物画家西顿（1860—1964）的《我所熟悉的野生动物》（1898），忠实于生物学的真实性、忠实于他自己的野外考察，为加拿大文学乃至整个美洲文学开拓了一条动物文学的新路子。他在作品中，不把动物加以人化，不堕入庸俗的拟人化，而是着眼于“生物学知识的普及——首先是向少年儿童普及，在于帮助他们形成自然知识，在于培养少年的人道情感。”（西顿语）由西顿开拓的这条动物文学的新路子，一直延续下来，至今人们还会读到大量这样的作品，成为现代大自然文学的重要一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