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
2008—2009年的经济崩溃展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出现了所谓的“批判理论”。这次经济崩溃证明，个体行动者和集体行动者可以把自己的行动看作是完全合理和理性的，但他们的集体行动的真正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购买越来越多的债务这一行为，在某个时候也许会与“信贷”（当然，这个词的意思是“信念”）对以真实的事物作为基础的需要相抵触，这一点无须多说便能知道。那么为什么最后只有那么少的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呢？还有一件与此类似的事件，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事件，而这正是导致批判理论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一开始受到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欢迎，其中就包括了天资卓越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Simmel， 1858—1918）及其他许多人，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走出所谓的堕落社会的令人期待的方法，但结果它只带来了遍布的战壕和恐怖的气息，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三重崩溃。
我们在第八章中已经看到，历史现实似乎使得哲学中的许多学术方法都变得十分多余，而这种观点又深刻地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很有可能读过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eorgLukács，1885—1971）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本书中，卢卡奇揭示了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与真正发生的事情之间的鸿沟，并把这种鸿沟与主体和客体之关系的认识论困境联系在了一起。卢卡奇吸收了黑格尔对主体和客体二元论的质疑以及马克思的商品理论，试图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是如何导致主客体的分裂的。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有一点应该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笛卡儿提到的关于“外部世界”真实性的怀疑论问题，并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而哲学课堂上至今仍在教授这类问题。那么，为什么卢卡奇要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论传统联系起来呢？（此书将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看作讨论的关键）用卢卡奇的话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现代对怀疑论的关注总是伴随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而出现。关于这个问题，最常出现的反对意见是，我们不能把一个哲学问题简单归因于其根源上的历史因素。但是，现代个人主义和关于人类自主性的新观点的出现，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显然使得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间接了，因为他们不再那么依赖公认的权威，也不再将其视作稳定的判断框架。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常常都带有怀疑论的色彩，并且随着剧中人物对世界和他人的信任感的瓦解，这种怀疑论还会将他们引向灾难。17世纪时，关于认知的可靠性问题与才出现的自我意识问题，越发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历史和哲学不可能被完全分开，而后来的批判理论哲学家也会提到这一点。
在这个对于批判理论的起源而言至关重要的语境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物化”，它指的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物的关系的转变，以及“总体性”的观点。卢卡奇对未来如何避免战争这类问题的回答是要超越个人的行动会造成某种他们无法理解的结果的局面。他跟随马克思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认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化，会使从前互不相关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是通过商品结构实现的，我们已经在第六章中读到，商品结构导致所有的事物都潜在地具有相同的交换价值。这里说到的总体性造成了物化，它使人们无法看见自己的行为对其他人类的影响。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受到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正是把握这种总体性的关键。通过参与到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具有潜力，可以克服损害他们与实践的关系的条件，并由此创造更加人道主义的环境。照卢卡奇的话说，无产阶级需要解决主/客体的分裂，也许对于他想解决的这个困境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简单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