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现代情境而言，黑格尔和早期浪漫主义者都认为，在这样的情境中，许多真理似乎本来就是转瞬即逝的。但是，他们的不同之处也揭示了现代哲学中两种典型的分歧：一种认为，主体在哲学中克服了现代现实的矛盾本质；另一种则怀疑，这样做会让主体只能在世界中找到映射出自身的东西。这样一来，德国唯心主义的自决概念的基础，即让思想对自身完全透明这一目标，便可能会成为一种幻想。雅科比和施莱尔马赫已经就这一基础反对过费希特。1799年，雅科比反驳费希特道：“理性（Vernunft）的根源在于倾听（Vernehmen）。纯粹的理性是一种只倾听自身的倾听。”黑格尔声称他的体系是确定无疑的，理性通过反思它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对自身透明。在这里，理性也面临着只倾听自身的危险。
正如近来的评论家所说，黑格尔主张的力量在于，如果要否认它们，就必然涉及对某种直接事物的诉求。尼采声称，思想真正的动机在于主体无意识的驱动，而非对真理纯粹的追寻。不过这一主张必须被证明，而证明则需要中介。我们怎么知道思想是基于无意识的？如果我们引用像“弗洛伊德式错误”这样的证据，即认为一个人言语或行动的来源和他们以为的并不一样，那我们便已经涉及中介了。通过解释导致错误的压抑机制，问题便被引到了所谓的“理由空间”上。黑格尔在此处的立场与他对感性确定性的讨论有关。所谓直接证据的所有形式，都必须通过共同的认知规范而被质疑。任何试图规避此种规范的企图都需要一种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又必然会诉诸其他规范，且这些规范本身也需要合法性。
黑格尔的方法似乎很有道理，虽然社会规范总是备受争议这一事实揭示了一种显而易见的困难。但是，这种困难并不意味着还有其他方法能证明某物。另一方面，浪漫主义的方法关心的是哲学体系上的完整性，比如就像在费希特的作品中看到的那种，也许会排除许多对于我们和世界的关系至关重要的东西。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并不否认对体系上连贯性的需求，但他们将其看作是“被带入体系中的非体系性”。试想诺瓦利斯的这一评论：“所有时代、民族以及个人的迷信和错误，都建立在对象征和被象征的事物的混淆上—建立在使其完全相同的观点上—建立在对真正的、完全的表征的信仰之上。”黑格尔关于怀疑论的立场极具吸引力，因为它避免了对心灵与世界是如何联系的根本性探讨的需要。然而，黑格尔的目标确实在于让象征（体系）和被象征事物（存在，世界）完全相同。如果一个人同意，在认知问题上不能诉诸基础证据，那么黑格尔的立场便能为其提供一种极具说服力的选项。任何自称为真的东西都必然会受中介支配，哪怕黑格尔本人也并未真正做到，但作为中介的动态结构进行系统性的哲学解释似乎是可以达成的。
也许，浪漫主义哲学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在黑格尔建立其体系之前，为什么这样一种本应使我们与矛盾、苦难和解的对理性结构的解释，也并未能克服现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感。施莱格尔坚持认为：“如果发现了真理，那么精神的事业便也完成了，精神将不得不停止存在，因为它只能存在于活动之中。”鉴于施莱格尔并不相信这一点真能达成，人类经验的核心便成了他称之为“渴望”的东西，他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自身和世界之间固有的不和谐。渴望既激发了求知的欲望，也唤醒了一种感觉，即知识并不总是能帮助人处理存在的分裂性本质。为此，我们也许需要就知识而言并不是完全可理解的表达形式。想一想，一种心理问题的本质和来源的知识也许不足以令人克服这一问题。克服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可以改变其本质的表达活动。这个时期的德国，音乐对于哲学而言显得越发重要，这也表明了此处的问题：音乐所能做的不能简化为我们对其所做的了解。
浪漫主义哲学与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