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德国唯心主义
现代主体用康德的话可以这样解释：在自然（科学）和自身（道德的自决）两方面“给予法则”，同时又因对神学和传统角色身份的质疑而被一种“无家可归”感所束缚。康德试图通过将自由放在一个不受自然法则约束的领域中，以此来维持自决的观念。同时，人类的知识无法进入“物自身”。那么，自然自身又是怎么和人类自由产生联系的呢？18世纪90年代产生的“德国唯心主义”，就旨在根据康德的理论，重新思考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们“给予”自然以“法则”的这种“自发”的力量，是如何与接受这种法则的自然产生联系的？因为我们是自然的存在，所以这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是自然给予我们的。但是，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不同，这种力量无法显现，因为正是它令我们可以客观地将自然“看作现象”。事物为之而显现的事物，不可能与显现的事物相同。这意味着，这种关于我们给予法则的力量的主张，不能建立在任何与心灵有关的客观证据上，比如那种也许能从心理学中得出的证据，因为这一科学本身也是取决于这种力量的。德国唯心主义认为，康德的思想中暗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依赖于判断的自发性的知识以及自决和自发的行动，都能被视作共享同一种来源，而科学中所进行的那种调查难以认识这一来源。这一观点指向了两种根本的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又在特定的点上相交。
其中一种可能性将“主体性”，即德国唯心主义中常见的广泛意义上的“我”，作为“世界”存在的基础，而不是某种不清晰的混乱存在的基础。因此，“主体性”便可以产生稳定的形式，自然通过这种形式成了有生命的、可以被理解的事物。没有思考之“光”的照射，自身也会变得浑浊。这种观点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有机体所组成的物质在其生命中总会被替换，但这并不会令它们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这一观点暗示了某种“心”概念的首要地位，因为它凌驾于自然之上，产生了可理解的形式：没有心的活动，任何确定的事物都不会产生。因而，哲学的核心变成了主体的活动，而非对客观自然世界的解释。
另一种可能性是，认为心的活动和自由都是自然固有“生产能力”。自然不再只是客观的法则体系，因为它“产生”主体性，通过这种主体性，它认识了自己，并且拥有了自决的能力，而不再继续封闭在自身内部。但是自然的生产能力最终并不由我们掌控：甚至于我们的思考之所以“发生”，也不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让自己这么做。思考一旦出现，思考中就有了不同程度的自决：问题在于这种自决到底有多大的决定性。思考的主体在这里对其自身并不是完全透明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某种“无意识”的事物。
这两种想法都认为，虽然自然中的变化是由法则决定的，但自然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被构建，却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决定的。两者中的第一种与迈蒙[1]（SalomonMainmon， 1754—1800）和费希特[2]（JohannGottliebFichte， 1762—1814）有关，第二种则与“自然哲学”派的谢林[3]（FriedrichWilhelmJosephSchelling， 1775—1854）有关。黑格尔[4]（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 1770—1831）试图以全新的方式描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从而超越这二者之间的区别，这个我们之后会谈到。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谢林提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无法抓住人类存在的中心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