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股力量是返乡创业者。中国的农民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你不折腾我、不骚扰我就行。有人说我要给你幸福，结果把人家整得鸡飞狗跳，人家还是不幸福。所以说政府的责任不是解决人民的幸福，而是解决他们的痛苦，要保证孩子怎么入学，医疗养老怎么解决，至于选择怎么活法，那是农民自己的事情。金融危机来临，很多农民开始离城回家，今非昔比，他们的境况已大不相同。第一，手头至少会有几万元；第二，学到了一番本事和技能；最重要的是第三，见过世面，脑袋开窍了。他们回乡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他们带回来外部世界的精彩，使得羸弱不堪的乡村得到补强，就像长江口的鱼洄游一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生态现象。你把葛洲坝大坝一截，乡土中国没有了。乡土中国本来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过程产生的，出去是为了回归！如果我们为了所谓的保就业，继续刺激经济，让他们不能回去，最后农村完了，城市也完了。
第三股力量是本土企业。除了返乡的农民工和返乡的创业者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崛起，那就是本土的企业家。这些原来是草根的创业者，现在多多少少有了些积累，不仅手中有钱，还有一定的产业能力。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了一股力量，但仍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他们没有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好一点的出去买房置地，求仙问道，不好的就去糟蹋钱财，炫富斗狠，各种形式都有，就是所谓的“土豪”。从本质上说，谁不想有所成就，谁不想事业有成、受人尊重，以前机会稀少，现在机会正在浮现。当初创业是为了解决温饱、求生存，那么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他们也在思考人生的追求，无论是家族荣誉，还是事业成功，也希望能够为家乡有所贡献。这是一股可以仰仗的重要力量。他们不想当首富，他们小则自己玩，中则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这些就会给旅游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在这个背景下面，空中飞、水里游、地上爬的这类运动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壮大。
这几十年内地的招商引资一直走的是傍大款的路线，先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亚洲巨富，让他们捞了很多好处；后来瞄准国内巨富，投怀送抱，像万达、富士康，还包括阿里，也获得很多垄断效应。
现在这种状况可能要发生变化。政府的考核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原来的“贪大”变成了现在的“求强”。原来是GDP万岁、政绩工程，经济是唯一的考核指标；现在是要追求综合发展，要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互为作用，考核指标多维化。地方政府会逐渐从崇大媚洋的美梦中醒来，“土豪”（本土企业）们生于斯、长于斯，多数对故乡感情深厚，“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恶果相对少一些，所以他们将是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第四股力量是都市小资。这是一股浪潮，都市里那些“披头散发”、钱不是太多但对幸福很敏感的人，他们逃离城市到山清水秀的乡村去生活，大理的双廊、丽江，还有徽州等一些风景秀丽、气候舒适，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已成为他们聚集的天堂。一开始是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中产阶层，后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自由职业者、创意工作者也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苍山下、洱海边，建客栈、租民宅，带着孩子，过着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
这股浪潮曾经席卷过日本、中国台湾，产生了大量民宿，直接夯实了新乡村运动。这些人在享受乡村生活的同时，又把城市文明带入了乡村，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将都市文明植入乡村，依附着乡土本来的纹理。历史上，大陆曾经兴起过“新乡村运动”，无论是北碚还是邹平，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试验。今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这种试验的时机成熟了。这股逆城市化的力量把城市文明嵌入山川田园，营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某种程度上能够解决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城镇化问题，通过嵌入式方式，建设美丽中国。
需要思考的是，怎么给他们提供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让他们更好地过着线上线下的生活。
最后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房地产商。地产商今天声名不好，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资金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如果引导得好，就是天使，否则就是魔鬼。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引导他们，让他们把消费力拉入广袤的山河。过去我们一直不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不提供，很多人就跑到国外去消费了。未来的中西部，是植入式开发，而非大规模开发。我们一开始就说，中国现在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只要这股力量释放出来去重整河山，空间无限。
当这几股力量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技能、新的资本从城市回到农村，旅游肯定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