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主要精力都用在长篇小说创作上了。长篇的间歇中，写些中篇小说或是散文随笔，也是为了避短的一种懒惰。算起来，已有近十年没写短篇小说了，其实心里一直是惭愧的。不写短篇绝非是因为不屑于写短篇，而恰恰是因为恐惧。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是最见语言功力、认知深度的“高段位”文学样式。故事的切入舍取，奇巧的构思，人物的性格断面，几乎决定作品生死存亡的那个结尾，都须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容不得捉襟见肘的破绽。稍有不慎便是事倍功半了。找借口给自己说因为一向不喜欢“术”，而短篇小说的技术要求太强了，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藏拙也算一种美德吧。
然而终究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眼睁睁看着同行们一年一年写出那样漂亮的短篇，真是羡煞人也。那些好短篇令我心动技痒，我想自己仍是一个难以抵御**的俗人啊。到底是有些不甘，觉得再不写短篇小说就有点儿对不住自己了。
一日忽然想起汪曾琪老师在世时，有一次对我说过的话。他说，呵呵，你在写长篇啊，长篇小说是条蟒蛇。我反问他说，那短篇小说呢，你用什么来比？他脱口而出：是条蚯蚓嘛，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就是一条一条蚯蚓。
当时忍俊不禁，过后再细想，觉得汪老的比喻真是贴切。蚯蚓潜于草下悄然无声，默默地松土翻地，看似可有可无，实际上却是土壤不可缺少的“活性”因子。无论是垂钓的诱饵，还是入药（甚至入席）；无论晴天雨天，城里乡下，勤劳而灵巧的蚯蚓时时亲切地介入人们的生活，将我们板结的土壤钻出许多蜂窝般密密的细孔。它短小的、软滑的表皮充满弹性和伸缩性，即便断成两截，索性摇身一分为二，又变成了两个囫囵的整体。
在如今高楼林立的都市，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觅见蚯蚓的踪迹了。只有钓鱼的人才惦记蚯蚓。若是这个世上有一天真的没有蚯蚓了，人们才会突然感觉到生活中缺少了什么吗？
《面果子树》的构思其实是由来已久。当年还在北大荒农场的时候，就听说某某分场有个杭州女知青，将一个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老职工，认做了父亲。听说那个女知青的亲生父亲曾在60年代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后来不知所终。她遇到了那个老人，便和他以父女相处，彼此关怀照顾，度过了一段漫长艰辛而寂寞的年月。此事在农场传得纷纷扬扬，很被大家不屑与蔑视。1979年知青大返城，也不知道她和她的那个“父亲”最后的下落如何。那个故事一直留在我心里，总觉得有些令人辛酸甚至是残酷的东西，藏在深处。她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寻找父亲？那个人真是她的父亲吗？许多年过去，多少往事都被湮没了，我却始终无法忘记那个故事。它像是一条被荒草掩埋的小径，我的直觉告诉我，拨开那些荆条杂草走下去，前面一定曾有废墟与人迹。
去年夏天我回到原来下乡的农场去了一次，见到许多新朋旧友，时隔20年，那片土地依然熟悉，乡音依旧，但我的所思所感却有了许多新的内容。曾分别向许多人多次问起那个女知青的故事，却没有人告诉我一丁点儿线索。她就像一根断了线的风筝，天上地下了无踪影。
离开北大荒的前一天，有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就在路边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她的手中拉扯着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在“老三届”的人生历程中，“寻父”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情结。这个“父亲”并非是血缘亲情意义上的父亲，而是一种价值观念或是精神上的依赖症。杨红鹰以她全部的感情作为代价来换取“父爱”的慰藉，抑或是对于孤独的情感支撑，在20多年后的今天，确有许多值得解析与释疑之处。“寻父”实际上是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曾经历过的隐性焦虑，而最终解除焦虑的并非是“父亲之死”，而是莫测的命运本身，使她独自抚养了两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而后终于彻悟的事实。但生活已经无法重新来过。
杨红鹰的半生，能用“无悔”这样的词语来轻松消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