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庐山参加笔会。一日，听说有人找，以为会和什么老朋友重逢。门口却站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30出头，神色恍惚。她抓住我的手，眼便湿了。坐下，无话。好一会儿，才知她专程从南昌追来，为了要同我谈些心里的话。心里的话多半不是什么快乐，周围的人，怕是没一个愿听，才专门要找作家。她有两个孩子，南昌有一个不准她看书交友的丈夫。自己在外地的工厂，回一次家，便要挨一次打。本来早可以“离”了，只是因为她多病，偏不能服用任何抗菌素，病倒了，无可救药。万一有三长两短，孩子留给谁去？想也不忍。广州有个十几年前的男友，主动来寻她，她偷偷去了广州，以为心里那十几年的债，可找着了主人，可是从广州回来，爱却不见了踪影。究竟离是不离？调是不调？爱是不爱？千头万绪，走投无路……我留她住了，要帮她出主意，却只是一个劲儿地问：“你跟你丈夫，到底过不过得下去？”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含糊其辞：“那孩子呢……”一同下山到了南昌，以后又通了一阵信，她最终还是自己同自己纠缠不清。我便几乎要对她发火，既然过得下去就不要抱怨，要抱怨就快下决心。她再没有回信。我有一阵很内疚。那时我才明白，做了母亲的女人为着孩子是这样犹疑不决的，我实在不是一个完整又标准的女人。
客居美国的日本女作家米谷富美子的《远方来客》，就是这样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一片女人的内心世界，细致得几乎不厌其烦。作者越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主妇那种细碎、沉闷、辛苦的日常生活，平静记叙主妇对于自己同弱智的儿子、暴躁的丈夫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大洋彼岸的日本家乡的怀想，越是可见主妇无可解脱的困境。这种沉闷与琐碎没有惹恼克己宽容的女主人公，却终于惹恼了读者，使读者对这个本为自立而出走，远涉重洋同一个美国人结婚的女子，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建立了一个不平等的家庭产生隐隐的同情。女主人公信子患精神障碍症的儿子从教养所回家度假，从此成为她家庭的“客人”，而信子又将成为这位“客人”、成为这个家、这块国土永远的“远方来客”。在信子与儿子、信子与丈夫、丈夫与儿子之间，处处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精神障碍，真是一个严肃而冷酷的嘲弄。在那个永远无法摆脱的矛盾中，信子作为母亲，或许是胜了；作为人，或许是输了；作为客，或许是麻木了。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仍会坚韧地活下去，为着她永远的义务和希望。
日本海，太平洋；日本面孔，美国身材的儿子；现代美国生活方式，日本的感情、心理；美国人的节奏，日本人的心态——交错穿插，一幅颇为新奇的画面。在渐渐品出小说中跨海越洋的地域差、文化差、时差、物差的微妙时，我开始感到小说在构思上有独特的尝试。
猫明白它不会再找一个家了，便离开了那个地方。
我想起小时候上学去，总要在小巷子里路过一个小杂货铺，它专卖切好的甘蔗、老菱、荸荠什么的。一个瞎老太婆睁大着那双白茫茫的眼睛，一只手收钱，一只手摸摸索索地抓那些东西递给买主。常常有淘气的孩子把一个铜板或是圆铁片当硬币塞给她，一只手抢过东西就跑了。她不能去追，便使劲眨着白眼儿，把铜板朝着笑声处扔过去，骂一会儿，也就作罢。空下来，便拆一堆小山似的棉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