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德国人强迫麦凯靠墙站着，开始搜他的身。他的手表以及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空的银质瓶子被拿走，但在他胸部口袋里的一张逃跑地图却被忽略了。一位军官把瓶子还给了他。当麦凯问手表的时候，他被告知：“在你要去的地方不会需要它了，而我们又相当缺少手表。”他手举在头上，被押送到了一个关押英军俘虏的大楼里。麦凯从一群人走到另外一群人那里，提醒他们，他们的任务就是逃跑。突然，麦凯，这位在场的唯一一位军官，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审问。“我决定采取攻势，”他回忆说，“有一位德国中尉能说完美的英语，我告诉他，坚定但又客气地告诉他，对德国人来说一切全都结束了，我将欣然接受他们的投降。”麦凯记得，那位中尉惊讶地盯着他，但“这就是审问的结束”。
快到傍晚的时候，俘虏们被赶了出来，上了卡车，卡车载着他们向东前往德国。“他们在车后面放了一个警卫，这使得试图逃跑更加困难，”麦凯说道，“但我告诉小伙子们，蹲下来挤他
，这样他就无法开枪了。”当他乘坐的卡车在马路上缓慢拐弯的时候，麦凯跳了下来，试图逃跑。“不幸的是，我选择的可能是最糟糕的地方，”他回忆说，“我落在距离一名哨兵不到三英尺的地方。我突然袭击他，试图扭断他的脖子。就在这时别的德国人来了，他们打得我失去了知觉。”麦凯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和别的俘虏挤在一起，那是在一家荷兰小旅馆的房间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爬起身来，靠着一面墙坐着，接着，在90个小时里第一次，这位年轻的军官熟睡了过去。
傍晚时分，在弗罗斯特上校的司令部大楼四周，在坡道边上。大约有100个士兵，分成小组，仍然在凶猛地战斗着、坚持着。司令部的屋顶在燃烧，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只剩下最后几发子弹了。然而伞兵们似乎还是那么精神饱满。弗雷迪·高夫少校认为：“即使是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几个小时的话，我们就得救了。”
下午7点钟前后，第二营负了伤的指挥官醒了过来，因为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而恼火。弗罗斯特听见，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有一些显示出患有战斗疲劳症的胡言乱语”。德国人仍然在轰击这座大楼，弗罗斯特意识到，地下室里现在塞满了200多名伤员，里面一派酷热。他试图挪动时，感到疼痛的冲击穿过了他的双腿。他派人把高夫叫来。“你将替我指挥，”弗罗斯特告诉少校，“但在做出关键性的决定之前必须先找我商量。”到现在，弗罗斯特开始意识到，他最惧怕的事情开始出现了：大楼正在烧倒，伤员有“被活活烤死”的危险。在黑暗屋子的各个地方，人们由于吸入了刺激性的烟而咳嗽。营的首席医官詹姆斯·洛根医生在弗罗斯特的旁边跪了下来。洛根说到了该把伤员搬出去的时候了。“我们得与德国人安排一次休战，长官，”洛根坚决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等了。”弗罗斯特转向高夫，命令他去安排，“但要把作战的士兵们带到别的大楼里，继续战斗。我感到了，即使大桥丢失了，我们仍然能够控制入口一段时间，也许能控制足够长的时间，让我们的坦克部队上来”。
高夫和洛根离开，去为休战作安排。洛根提议，打开大楼沉重的前门，打着一面红十字会的旗帜出去。高夫对这个主意持怀疑态度。他并不信任党卫军，党卫军很有可能在对方举着红十字会旗帜的情况下开火。洛根又回到弗罗斯特那里，得到了如此进行的许可。当医生朝门口走去的时候，弗罗斯特取下了他的军衔徽章。他希望“能消失在士兵们当中，也许以后能逃脱”。他的勤务兵威克斯，则出去找担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