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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纳姆大桥上，为数甚少的勇士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势磅礴的藐视，几告终了。黎明时分，德国人再次进行了恐怖的轰炸。在清晨的光线中，那些曾经是房屋和办公楼的坑坑洼洼的荒凉废墟，又一次遭受到沉重的炮火轰击。在大桥的每一边，以及在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两侧被损毁搅动起来的废墟里，那些尚存的区区几个据点，正在被有条不紊地炸掉。那条曾经保护过大桥北入口的半圆形防线，几乎不复存在了。然而，虽然被火焰包围，用碎石瓦砾做掩护，顽强的士兵们却分成小组继续战斗，不让德国人夺取大桥。
只是天生的那种勇气，才让弗罗斯特的士兵们支持到现在，阻挡住德国人达三天两夜，已经是足够凶猛也足够坚持不懈了。第二营，以及从别的部队三三两两加入到这支部队的士兵，（按照弗罗斯特的最高估计，这支兵力总数从来也没有超过六七百人）在他们的磨难中团结起来。骄傲和共同的目标把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独自到达了一整个空降师的出击目标——而且坚持的时间，超出了这个师所本应坚持的时间。在那些绝望、焦虑的分分秒秒里，在等待根本就没有来到的援兵时，他们的共同心态，也许在一等兵戈登·斯派塞的想法中最好地总结出来了，他写道：“是谁没有尽职尽责？不是我们！”
但现在，他们的忍耐几乎走到了尽头。这些“红毛鬼子”们躲避在废墟里和狭长掩体里，努力保护他们自己以及满是伤员的地下室，几乎一刻不停的敌人炮火使他们休克、脑震荡。他们扎着肮脏的血污的绷带，却又摆出一副狂妄的架势，好像是佩戴着荣誉徽章似的。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再也顶不住了。
这个发现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平静，完全没有了惊恐。就好像士兵们私下里决定，他们将战斗到结束——只要能够更多地激怒德国人就行。尽管他们知道，战斗几乎结束了，但士兵们仍然发明了一些新的方式，以使得战斗继续下去。迫击炮排的伞兵们把最后几枚炮弹发射了出去，发射的时候没有用三脚架，也没有用底座板，而是把炮筒抬起来，用绳子拴住。另外的人，他们发现，那些用弹簧承载的步兵反坦克炮导弹发射器，雷管已经用完了，于是他们尝试用火柴盒做成的导火索来引爆炸弹。在他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朋友躺在那里，死去了或者正在死去，但他们仍然找到了抵抗的意志，而且在找到抵抗意志的时候，还经常彼此逗乐。士兵们记得，有一位爱尔兰伞兵被一枚炮弹的爆炸震得失去了知觉，在终于睁开眼睛的时候，说道：“我死了。”然后，他想了一下，又说道，“我不可能死。我在说话呢。”
在那个应该成为他们胜利行军的开端的星期天，约翰·弗罗斯特上校的猎号曾经把他们召唤到他那里，在弗罗斯特看来，他们将永远不会被打败。然而现在，这个黑暗而具有悲剧性的星期三，他知道，“实际上没有得到解救的可能性了”。
仍然能够进行战斗的士兵，充其量只有150到200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坡道西边被损坏的司令部大楼四周。超过300名的英国和德国伤员充满了地下室。“他们几乎是挤在彼此的上面，”弗罗斯特着重提到，“这使得医生和卫生员难以绕过去照料他们。”很快他将不得不就这些伤员做出决定。司令部大楼几乎一定要被再次击中，弗罗斯特告诉弗雷迪·高夫少校，如果大楼被再次击中的话，那么他“看不出，我将怎么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然后出去，而让我们的伤员被烧死”。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要在大楼被炸毁或者攻占之前，把伤员运送出去。弗罗斯特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却仍然相信他能够控制那些大桥入口一段时间，甚至能再控制上24个小时。但他的环形防线现在非常虚弱，他知道，“敌人如果抱定决心突袭的话，就能进入我们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