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瓦拉纳西以北约十公里处的鹿野苑，是释迦牟尼第一次讲经的地方，也就是佛家所说“法轮初转”，堪称是佛教的发源地。
当年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剃发为僧，苦修六年而不得悟道，身体极度虚弱，在河中洗浴后竟然没有力气爬上岸来。幸而天神垂怜，让大树垂下枝条，援引他上岸。他在岸边昏睡了片刻，再醒来后，不由对过往所为产生怀疑：如果这样的苦修都不能有所觉悟，那么会不会是选错了悟法之道呢？这时有一位名叫苏嘉妲的牧羊女经过，看到他如此憔悴虚弱，便取出乳糜施舍他。五位随从见他接受了牧羊女的供奉，不再坚持绝食，以为他改变了志向，竟产生了鄙视之心，并相约从此不再追随他，敬畏他。
悉达多失去了最后的依伴，遂与五随从在鹿野苑告别，独自来到二百里外的一棵毕钵罗树下，在地上铺了吉祥草，向着东方盘腿而坐，发誓如果不能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也终不起此座。他苦思冥想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在一个月光娟好的晚上豁然开朗，圆满禅定，完成了最重要的觉悟。
那一刻，云垂海立，天地澄明，佛法从此诞生。而毕钵罗树也从此称为“菩提树”，释迦牟尼成佛处则称为“菩提道场”或“菩提伽耶”。菩提，就是“觉”的意思。
顿悟得道后，佛祖重新西行还至鹿野苑，找到自己的五位伙伴。五随从远远地见他来了，都相约不要起立拜见。但是当释迦牟尼走近的时候，那种威严不言而喻，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垂手侍立。
于是佛陀坐下来，为五随从讲解自己悟得的“四圣谛”，即人生轮回、苦海无边、善恶因果、及修行超脱之道。那五位心悦诚服，也立刻顿悟了，成为第一批佛教僧人，也就是佛教史上的“五比丘”。
彼时正是雨季，池沼里开满莲花，林中的小鹿也跑出来听教，“佛、法、僧”三宝俱立，即佛宝、法宝、僧宝，佛教从此诞生。
五比丘随佛弘法，僧伽迅速扩充至六十余人，众弟子遵从佛训，“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白天到村镇里传法说教，晚上回到山林静修。佛教以鹿野苑为创基，日益发扬光大。
而佛祖降生的蓝毗尼、顿悟成佛的菩提迦耶、首次传教的鹿野苑、和圆寂火化的居诗那耶，便合称为佛教四大圣地。
特别的是，印度虽是佛教起源地，然而这四大圣地的重新确定与开掘，却是通过我国玄奘和尚《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才完成的。
这都要拜土耳其的穆斯林所赐。十二世纪后期，伊斯兰教袭入印度，宣称安拉是惟一的真神，并大量毁坏异教的建筑与雕像。到了十六世纪莫卧尔王朝建立，伊斯兰教仅逊于印度教成为本国第二大教，阿克巴大帝以及沙贾汗都是主张“三教统一”的，但是那个杀父弑兄的疯狂教旨主义者奥伦泽布登基后，却背弃祖宗遗训，大肆破坏佛教建筑。鹿野苑的佛迹被毁坏殆尽，房舍被推塌，佛像被砸烂，最轻微的破坏也是砸掉了佛的鼻子——大概他们毁坏不了那么多的佛像，于是便以佛的鼻子为象征吧。
此后，佛教在印度日渐式微，鹿野苑湮没无闻，印度大地上再不见一座佛寺，一个僧人，佛教就像一阵飓风袭过，曾经辉煌而后消逝无踪。直到莫卧尔政权解体，宗教自由，佛教才由伊斯兰卡重新传回印度，而四大圣地以及灵鹫山讲经处等佛教建筑也重新被一一开发。
而开发的主要依据，就是借助中国古典文献。
在玄奘的笔下，一千三百年前的鹿野苑规模宏大，僧侣众多，《大唐西域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
“婆罗尼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僧徒一千五百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余尺……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转法轮势。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无忧王建也，基虽倾陷，尚余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余尺，石含玉润，鉴照映彻，殷勤祈请，影见众像，善恶之相时有见者，是如来成正觉已初转法轮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