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老于礼之精义，洞察极深，尤重礼与俗、礼与政之关系，或能解你之惑。切记，小心翻阅，莫要污损。”
徐章双手接过，深深一揖，回到书坊后院，徐章迫不及待地挑灯夜读。这笔记果然非同凡响，不同于官修礼书的刻板，也不同于一般经师的繁琐考据。
书中处处可见那位前辈对礼制与现实脱节的批判，以及如何“以礼化俗”、“因时制礼”的深刻思考。
许多观点，与周老先生所言，以及徐章自己的朦胧想法，不谋而合。
笔记中有一段话尤其让他震撼：“夫礼者，非徒以绳束下，亦所以规劝上也。
上不行礼，则下无所效；礼不合时，则民不堪命。故制礼者，必通古今之变，察人情之宜，使礼与俗渐融，礼与政相济，然后可以化成天下。”
接下来的日子，他一边继续研读经义备考，一边将周老先生的教诲和那几本笔记的心得，慢慢融入自己的文章里。
再作时文，下笔便感觉不同以往。不再仅仅是代圣贤立言，堆砌典故，而是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一次文社聚会，众人讨论“礼乐治国”的题目。
徐章写了一篇，论述“礼乐之本在民心，非虚文可致”，明确提出“礼当随世变而损益”的观点。
他结合近世风俗变迁、乃至此次流民安置中看到的实际情况，引经据典，论证若不能体察民生疾苦，任何美好的礼制都易沦为空中楼阁。
文章写完，刘槿安先看了，沉吟半晌，说道：“徐兄，你这文章……道理是通的，也很有见地，只是这‘礼随世变’的说法，会不会太过大胆了些？恐惹保守者非议。”
徐章笑了笑，说道：“理越辩越明。圣人之意，本就不是让我们墨守成规。若礼制不能利国利民，变一变又何妨？”
随后他将文章拿去给周老先生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