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爱听真话与敢于说真话是有关联的。只有听得进真话，下属、同事、群众才会讲真话，才能收到“兼听则明”的好处。假如合口味的才听，不合口味的就斥责，那么谁也不会同你讲真话，而领导者本身就会变得闭目塞听，做出一些错事、蠢事来。并且，听不到真话，也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即使本身具有讲真话的品质，也不可能讲出真话来。何况，不愿听真话的人往往是心存私念，很难指望其讲真话了。
应当说，大凡明智的领导干部，都是愿意听真话的。因为只有听到真话，才能了解实情，才能为制定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但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是不愿听真话的，并且这种不愿意常常是导致假话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古代有一个叫裴矩的人，他在隋朝做官时是一个以阿谀奉承著称的佞臣，但归顺唐朝后，却成了一个刚直不阿的诤臣，深得唐太宗器重。对裴矩的前谀后诤这一奇怪现象，元朝名相拜统解释得既形象又透彻：“盂圆水圆，盂方水方。”裴矩在杨广这个“圆盘子”里，是个八面玲珑的谀臣；而在李世民这个“方盘子”里，就是个忠直敢谏的诤臣。可见，只要各级领导干部“求真若渴”了，讲真话的良好风气就会逐渐形成。
爱听真话，需要领导干部拥有民主作风和宽厚的胸怀及修养，也需要学会和练就识别真话、假话的本领，以避免用“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形而上学公式去衡量人们的真话。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里有个极好的例子：“曹操自击乌桓，诸将皆谏，既破敌而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操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侥幸，虽得之，天所佐也，顾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由此看来，曹操是懂得一点辩证法的。他知道，北征胜利虽可以证明击乌桓之举是正确的，但并不能证明那些主张缓征的谏言就一无可取、完全错误；因而他不但不揪别人的辫子，反而赞赏不已，奖掖有加。
爱听真话不容易，敢于说真话就更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惯于、甚至乐于说假话。而说假话的危害，是有历史教训的。1958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各行各业都不断提出了“跃进”的指标，一茬高过一茬；到处都捷报频传，一张胜似一张。粮食的高产捷报从亩产千斤到万斤，又从万斤到十万斤。略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偏偏很有经验的人，甚至有的科学家，也绝少敢于道出真相。为什么？因为缺少胆量和勇气。
说真话，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报实情，不欺上瞒下，不文过饰非，不弄虚作假；有问题敢讲，有缺点和错误敢于批评。说真话，首先要端正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说假话、报假情，是对党和人民利益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它只能糊弄一时，不可能持久。说真话，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加强品德修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共产党人说真话是对党忠诚老实的表现，反之，就是对党欺骗。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汇报工作、总结经验，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一个共产党人应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要做到说真话、不说假话，仅仅具有坚定的志向和无畏的胆量还是不够的，还要掌握和吃透真实情况，通过深入艰苦的调查研究体察民情民苦；还要平等待人，至诚待人，和老百姓心贴心、心连心。只要老百姓真正不把你当外人，就一定会乐于、也敢于向你讲真话、诉真情。领导干部千万不能到一个地方，稍一观望，就把羽毛当天鹅，将现象当本质，瞎胡诌，乱拍板。要做到这一点，还要有必要的理论、政策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善于识真伪、辨黑白，摈弃片面性和绝对化。
爱听真话、敢讲真话，不仅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质，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所以，爱听真话、敢讲真话，理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共同遵守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