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李世民的《帝京篇》手法普通，格局有限，但难得的是平仄对仗非常工谨，这在唐朝初年绝对是一个异数。因为李世民其余的诗多不合格律，唯有这首格式极为标准。
考虑到正是在李世民执政时期，许敬宗奏议合并韵部而诞生了“平水韵”，上官仪也是在这期间提出“六对”理论，很可能在这时候律诗已经初步形成，但尚未形成气候，诗人们还很不习惯亦步亦趋地按照格式写诗，直到中宗景龙年间才正式定格。
这里要普及一个“古风”与“格律诗”的概念：
通常大家口中说的旧诗或古诗，往往是指白话诗以前包括格律诗在内的诗歌创作。这其实并不确切，因为诗家通常所说的“古体诗”“近体诗”，指的是以唐朝格律诗的形成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不合格律的叫作古体诗，而在此之后严格地按着五言、七言格律来写的诗，则叫近体诗、今体诗或格律诗。这与我们通常所以为的新诗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古体诗又称古风。从字数上看，唐以前的诗大致可分为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四言诗主要出现于《诗经》与汉魏六朝，魏晋以后极为少见，多为五、七言诗，通常七言的称为“七古”，五言的称为“五古”，字数不定的称为杂言诗。
要强调的是，“古体”与“近体”指的不是时间，而是诗体的区别，因为唐以后的诗人，也仍然可以做古体诗。大多诗人的诗作中都是既有古体诗也有近体诗的。尤其“初唐四杰”正处于格律诗形成时期，诗句平仄格律往往有工有不工，不能以其不工为标准。
但是并非不合格律就叫古风。唐诗人所写的古风，表面上不受格律限制，但实际上仍有很多讲究，偏重魏晋之风，语言技巧上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只是不熟悉格律的人轻易不能体会罢了。
现在有些人每当作诗不合平仄时，就拿古风说事儿，认为古人写诗也不按平仄，这是因为分不清古体诗与近体诗的缘故。
对于今人来说，虽然好诗不一定严格地符合格律，但是不懂格律，却不能叫会作诗。
我们无法判断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平仄严谨的格律诗到底出自谁手，但是李世民的这一篇，绝对算得上超前之举。由千古一帝开辟一代诗风，也就难怪大唐会成为诗的国度。在这点上，绝对要记李世民一大功。
这样看，就会发现众家评说太宗诗“陈隋滞响，读之不能畅人”是有点苛刻的。王世贞甚至说：“唐文皇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
另一面，各诗家对李世民虽然极尽褒贬，但对太宗朝最能直言进谏的“一代名相”魏徵（580－643）的诗作却评价极高，认定其“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唐诗别裁》）
这可真是鲜明对比，难道是因为魏徵擅于提意见，让专家们也甘拜下风了么？
让我们来看一首魏徵的诗作《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魏徵本是李密的谋臣，随瓦岗军降唐后，受到唐高祖以礼相待，为太子李建成洗马。
这里要岔开一句，“洗马”是从春秋时期就有的官职，原写作 “冼马”，秦汉时设为正式官职，是辅佐太子，教太子政事、文理的官员，并不是真的要洗马，做弼马温。
后来还有人真以为魏徽刚降唐时备受委屈，每天给太子当马夫，甚至还有在电视剧里这样表现的，实在让人无语。
要知道，这太子洗马等于半个老师，一定要有文化有谋略有德行的人才能担当的，皇上若不信任器重，是绝不会把太子交给魏徵辅佐教导的。
此时唐朝初定，瓦岗军还有许多旧部散落，为报知遇之恩，魏徵主动请缨要去劝降。这首诗，就写在前往的路上，一则抒发个人壮志，二则表达报恩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