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白、杜甫、高适，这是曾经一起在汴州喝过酒游过山的好朋友，被杜甫虔诚地写在了诗里：
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遣怀》）
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拜了什么神，打了什么赌。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就像是听到一声号令，齐刷刷地从三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出发，却选择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就像一道游戏命题，哥仨背对背站好，然后说：走！各自朝着一个方向进发，从此不回头。
也再回不了头了。
先说高适（704—765）吧，他可以说是所有唐朝诗人中官位做到最高的。
不过他的仕宦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当他与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赌酒画壁之时，当他与李白、杜甫在名山把臂同游时，一直扮演的是一个落魄文士的形象。
而且，他一直是个配角：旗亭画壁中，王昌龄两首以数量获胜，王之涣压轴以质量获胜，高适却平淡无奇；齐梁同行时，李白是超级巨星，杜甫是骨灰级粉丝，而高适，可有可无。
就连在他的家族中，他也总是担任着备选的角色。本来公卿之家可以凭门荫得官，但是唯一的名额被伯父的儿子拿走了，他只能另谋出路，自立更生。
本来他倒也不在意，以为凭着自己的本领，“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探功名如拾草芥。
可是现实如此冷酷，他科考的运气竟然跟杜甫一样，两次考举都落第了；之后，他曾自荐为信安王李祎幕僚，但是也没得到过重用；于是归隐耕读，断断续续地隐居了二十年。
李白和杜甫的来访，就是在这期间。
前面讲过了，高适的代表作是《燕歌行》。诗前有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也就是说，这首诗作于738年。张公，就是曾经擒了安禄山往长安请斩的名将张守珪，“空城计”和“混水摸鱼”的真正首创者都是他。
高适的朋友跟随张守珪出塞，显然也是边将。谈起塞上风云，必然声色雄壮，遂燃起了高适的一腔热血，写下《燕歌行》长诗，成为他的传世名作。
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唐玄宗“一日杀三子”后，自念春秋已高，继嗣未定，忽忽不乐，而高力士一言提醒：“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遂打定主意，于六月初三立李亨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那个最赏识高适的贵人。
所以对高适来说，738年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而诗中“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则仿佛一道预言。
只不过，他当时还不知道，仍然默默地宅在河南种地读书。
直到天宝八年（749），高适才得到张九皋的举荐，终于考试中举，得授封丘尉，一个位低薪薄的底层小官。
高适只干了一年，写了一首《封丘作》，就辞官回家了。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且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诗中意气纵横，沉雄流转，显示出高适慷慨峻峭的性情。
但是他并没有真的打算像陶渊明那样从此归去来兮，写了几首“门前种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的田园诗后，便远走青海，投入哥舒翰的幕府做书记。
从此，高适扭转一生的赌局正式开盘了。
这一年，高适已经50岁了，半个世纪以来，他的人生都是充满了失望与憋屈。但是突然之间，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一场改天换地的安史之乱，竟然间接成全了他。
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但是高适因为是文官，并未亲临前线，得以脱身逃走。
此时，唐玄宗的队伍正开拔向西，高适一路追至河池郡（今陕西凤县），终于追上了大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