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唐代文臣多有在流贬途中被杀的，比如周子谅、薛乡、王捕贬等名为流贬，实则赐死于蓝田；杨志诚、顾师邕途经商州被刺杀；至于病死客途的就更加不可枚举了。
白居易经此远谪，一路上想起朝廷风云，故人沉浮，不能不心惊胆寒，只觉瘴路烟岭，皆为怨气，遂有诗云：
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
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
贬谪前的白居易，忠言上谏，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曾多次在诗中表白自己的人生志向（《新制布裘》）：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这段话很像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白居易以杜甫为师，认为他的“三吏”“三别”之章才是真正的好诗，只可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句子还是太少了。“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
除了杜甫外，他连李白都不放在眼里，认为全是不切实际的创作。
白居易把自己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五十多首诗编为《新乐府》。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有三个特点：用新题，写时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也就是说，从音乐上来说，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则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关注民生。
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一起，发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要求诗歌文辞质朴易懂，说话直截了当，切中时弊；叙事要有根据，言之有物，令人信服。
《冷斋夜话》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为了保证写出来的文字浅显易懂，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要找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来读给她听，老太太听得懂，他才会把这首诗录出来传世。这就是他身体力行的“新乐府”风格。
新乐府运动代表人物除元白二人外，如张籍、王建、李绅等也都是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而历史上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为“元和体。”
且举个大家最熟知的诗作，以李绅（772—846）的两首《悯农》为例，就足可以说明新乐府精神了。
其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其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与白居易同年生人。这两首诗语言直白，情感真切，深刻地表现了对农人耕作的悲悯。
可惜的是，李绅写这首诗时颇不得志，后来当了官之后，就违背初衷，横征暴敛起来，盘剥民众比谁都狠。
由于李绅为官酷暴，当地百姓纷纷渡江外逃。下属向他报告人口流失严重，李绅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的颗粒总是在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这事不必报来。”
而且，李绅家中私伎成群，宴会不断。刘禹锡做苏州刺史时，有一次被请到李绅府上做客。席间李司空命歌伎献演一首《杜韦娘》，也不知触动了刘禹锡哪根弦，听了个泪流满面，当场吟诗一首《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这诗的意思是说这位歌伎唱得太好了，李司空平时听惯了不觉得怎么样，然而今天本刺史第一次听见，却是惊为天人，触情断肠。
李司空一听，让大诗人断了肠子还得了？当即就把这位歌伎送给刘禹锡了，算是安慰了刘大诗人的肠子。
而“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也从此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一水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女人倒是随手就送。李司空随手送女人这一点，和他的前辈杨司空杨素有点像。
李绅对刘禹锡挺大方，却和韩愈是死对头，为了个“台参”的面子问题死掐了小半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