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则这类诗可能是一时起意，顺笔而为，并不一定真有其人，或者与斯人有什么情愫；二则就算有这么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艳情诗也可能所指不同，未必所有诗作的女主人公都是同一位。
因为从白居易的情事看去，对女色之道实在谈不上检点专一。“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心。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虽然缠绵感人，然而，正如作家笔下的爱情故事未必是本人经历一样，诗人笔下的相思，也未必就真有实际意义。
有时，这相思是一种代指，比如李白的“美人如花隔云端”；有时，则是一种比喻，比如张籍的“还君明珠双泪垂”；也有时，则是单纯的诗兴发作，为赋新辞强说愁。连和尚们还写过大量的艳情诗比喻禅悟呢。
811年，白居易因母亲去世，离职丁忧，回到下邽老家。
之前白居易花钱一直大手大脚，没什么积蓄，因为母丧而守制三年，停了俸禄，日子就过得有点紧巴。
这时期元稹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因故被贬江陵，降职减俸。但是仍然每月拨出固定数额接济白居易，继续他们“有试一起考，有肉一起吃”的革命交情。
元稹接济了白居易多少钱呢？白居易在诗中写过：“一病经四年，亲朋书信断。……彼独是何人，心如石不转。忧我贫病身，书来唯劝勉。……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
元稹先后寄赠白居易的资费，竟然高达二十万！虽然钱不是用来衡量友谊的唯一砝码，但是能赠送二十万的朋友，那在任何时候都是过命的交情！
前面说过，孟郊穷困潦倒时，到处写信求援，说只要能给他找个月入三千的活儿糊口就行。月入三千，一年加起来也不到四万，三年就是十万，还不够元稹寄给白居易的捐赠一半。
814年，白居易守制结束，回到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这时候的皇上已经是唐宪宗李纯了。
李纯挺热爱文学，所以白居易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并写下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第一个跳出来，呼吁严缉凶手，被派了个“越职言事”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也因此写出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名篇《琵琶行》。
这首诗无论从叙事、写情、音乐描绘、人生感悟，都是一篇顶峰之作。其中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惹下了多少人的泪水。
《琵琶行》与《长恨歌》，成为白居易人生中最著名的两首长诗，宣宗形容：“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其流传之广。
相传有位歌伎每每演出必索高价，理由是：“我会唱白居易的《长恨歌》，怎么可以和一般歌伎同等价格呢？”奇的是这理由大家很是认可，于是大把银子捧出了一位高价天后来。
（二）
谪贬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的转折点。
这和张志和有点像。在我们看来，他们一帆风顺的人生中，偶尔遭点小惩罚简直不算什么，哪个文官没有被贬个七八九次？尤其白居易曾经挑战的“诗豪”刘禹锡，一贬再贬，都成家常便饭了。以至于连白居易都看不过眼，写诗同情他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但是阳光青年刘禹锡不管怎么折腾，依然兴冲冲地跑去玄都观写诗，赏花，随时打好了包裹卷儿等着贬谪令下，性情却是一点不改。
还有韩愈也是，发配地直接是岭南，都以为没命回来了，不得不对神仙侄孙韩湘托付后事：“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是只要有命回来，还是一片童心童趣，兴高采烈地喊张籍“小明出来淋雨啦！”
小白的心理素质却是有点差，收到贬谪令后，“即日辞双阙，明朝别九衢”，第二天就赶赴江州了。他走的，也是韩愈走过的蓝武驿道，崎岖难行：“浔阳仅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阻，劳苦亦如此。”
他从前春风得意，敢说敢为，一旦被贬，却不免“流人押领”，视为囚徒，受尽苦楚。这心理落差肯定很大，加之为人敏感，也就难免性情大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