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盘问了我足有三个多小时，让我渐渐觉得，“去发廊做功课”好像真是一件天大的笑话，是万恶不赦的罪行。
后来爸爸也加入进来，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了许多深刻的道理，他说：你已经是小伙子了，应该懂得明辨是非；他说：君子洁身自好，道不同者不相为谋；他说：历史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看一个人不可以忽视她的过去；他说：蝴蝶的美丽只是表面，蝴蝶的身世才是实质。
这种轮番轰炸一直进行了三天三夜，其中心意思便是：那个蝴蝶女子原是一只虫子。她曾经是虫子，就永远是虫子。即使化做蝴蝶，也仍然只配拥有虫子的生活。
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在发廊不可以做作业，我不懂为什么一天做虫子就永远是虫子，我不懂一个发廊女子怎么就不配享受阳光，我更不懂她叫我做“弟弟”怎么就会是对妈妈的侮辱，是对我家庭的玷污。
我的少年叛逆于此达到了极致。也许不仅仅是出于对蝴蝶的维护，而不过是那个年龄的少年总渴望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捍卫，也许我一直就在找一个理由同父母对抗，而现在终于找到了。总之，我强忍着不肯流泪，用尽浑身气力大声地对父母说：我就要！我就要认她做姐姐！我就要去发廊做作业！
因为初升高考试迫在眉睫，加上学校安排了夜课，我也没有时间再到发廊去看姐姐，所以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分为难于我，只是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愁眉不展地摇了摇头。
我不能再到“蝴蝶梦”去做功课了，但是每次放学经过，我都会在玻璃门外向姐姐挥一挥手。
后来她便习惯了，在我放学的时间，总会看到她在门边徘徊，见到我，立刻绽开蝴蝶般美丽的笑容欢快地迎出来，塞给我一碟新款的点心或是一盒将融的冰淇淋，亲昵地说：“弟弟回来了，离考试只差三天了呢，紧张吗？不过没事的，你一定会考取重点高中。”
她每天为我计算着时间，使我有一种感觉，她在和我一起参加考试，而我是为了她才一定要考个好成绩的。
最后一科考试结束，当我走出考场时，第一个想法便是：我要去发廊看姐姐，告诉她，我考得很好，很有把握。然后，我要像个大男人那样，约会她，同她一起去郊游，看电影，吃西餐。我还要问她：姐姐，你，可以吻我一下吗？
我被自己的想法兴奋得几乎要手舞足蹈，甚至迫不及待地打了一辆“的士”赶回家去。
可是车子停在“蝴蝶梦”门前时，我才发现，店门口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几个男男女女在门前神情暧昧地张望议论着，而隔着玻璃门，我看到有三四个穿工商制服的男人在翻检察问什么。
姐姐看到我，眼里忽然充满了泪。
是的，隔着玻璃门，我清晰地看到，或者说是感觉到，姐姐的眼睛含了泪。她举起手抚了一下头发，不易察觉地向我做了一个“快走”的手势。
然后，我忽然听到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是那隔岸观火的男女中的一个，那尖细的嗓子说：“这不就是张家的那小子吗？听说那女人犯事和他也有关系呢，罪名是勾引未成年少男。”
我只觉脑子“嗡”地一下，浑身的血往上涌。我想冲进“蝴蝶梦”告诉那些穿制服的人姐姐是好女孩，姐姐做的是正经生意，我想转过身大骂那胡说八道的长舌妇，斥责她们的想法有多么肮脏下流，我又想迅速躲藏到人群中去，远离这些流言的围攻与伤害。
但是最终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呆呆地看着玻璃门内，看姐姐用抚头发的手势一次次悄悄暗示我“快走”。
多年之后，那个姿势成为一种定格，鲜明深刻地烙印在我心的最深处，不可磨灭。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怎么被妈妈拉回家里的，也记不清爸爸是怎样严厉地命令我不许出门，我甚至已经忘了自己后来是怎么知道诬告“蝴蝶梦”经营黄色业务的匿名信发起人之一就是我亲爱的父亲母亲了。我只知道，那段日子一直在下雨，仿佛姐姐流不尽的泪。
我病了，在淅沥的雨声中不知昼夜地昏睡，梦里，一次次看到姐姐在对我做手势，无言地告诉我：“快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