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与朱家两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与朱天文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北，十五、六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她的小说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散文集《花忆前身》，剧本集《悲情城市》，在内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陆读者对她耳熟能详的，是由她编剧、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一部不大红特紫，成为时代经典。
我是为了张爱玲去看胡兰成的，又为了胡兰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却并非为了朱天文看侯孝贤——看侯孝贤还在胡兰成之前呢，是自电影《海上花》开始——那样遥远、安静、华丽、细腻的一部吴语片，被侯孝贤拍得如梦如幻，让人在那两个小时里完全忘记自我，而恍如置身于世纪初华丽异美的长三堂子中。从那以后便迷上了侯孝贤，见碟便买，却没有留意到：侯孝贤与朱天文这两条线竟在这里交集了。《海上花》的编剧，亦是朱天文——难怪！
有人说，侯孝贤是最能坚持个人风格的导演。但是我却认为，侯孝贤的坚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缘于朱天文的坚持。与其说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不如说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且看他们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将自己的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与侯孝贤首次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获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年《风柜来的人》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冬冬的暑假》1984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瑞士罗迦诺国际影展特别推荐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童年往事》1985年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非欧美电影最佳作品奖；《恋恋风尘》1987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女儿》1987获意大利都灵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悲情城市》1989获意大利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获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比利时根特国际影展最佳音乐效果奖等；《好男好女》1995年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从作家到编剧这条路也是张爱玲走过的，而朱天文在编剧的路上，无疑比张爱玲走得更远，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给侯孝贤交剧本，地点是台湾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写：
“那天天气转寒，侯先生的长袖衬衫外加了件帆布绿太空背心，上班时间车如流水，他穿过红绿灯走回车子去，太空背心让风一吹鼓成了片扬帆，饱饱的横渡过车流，真是满载了一船才气的！”
这描写多么熟悉，像极了张爱玲写最后一次见胡适。可见那渗入骨髓的影响。
奇怪的是朱天文却从没有试图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海上花》算是擦边，虽与张爱玲有关，却毕竟是韩子云的故事。她父亲朱西宁曾经评价张爱玲为香港电懋编剧的几部电影：“从制片、而导演、而演员，都是那样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种从战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时代还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纯粹的商品化作风，真的，我是毫无信心，并且害怕把张爱玲的编剧糟踢成不知甚么样子，我是绝不敢去看那种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的。”
——也许，便是因为这种过度敬爱引起的畏惧，才使得朱天文禁笔于张爱玲，生怕犯下“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称从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倾心其人，刻意模仿，“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性，理直气壮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