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张爱玲接受了她的第三份工作——赴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大陆政治术语。这次仍是由于夏志清的推荐，然而夏志清却不愿邀功：“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张爱玲的助手陈少聪亦说：“张先生自从来过陈（世骧）家两次之后，就再没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而以电话致候。”
——唉，她终是不会做人。
不过也许不是不会，是不愿意。
OFFICE里一向分为两种人：一是做事的人，二是做人的人。
对于做事的人来说，做人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屑的事；而对于做人的人来说，做事则同样是令他们为难而且不能的事。
可悲的是后者往往比前者事半功倍。他们只要搞定了“人”，才不管会不会做“事”，他们的“事”只是投机取巧、拍马逢迎、拉帮结伙、狐假虎威、巧取豪夺、勾心斗角、栽赃陷害……这些，是做事的人看不懂也学不会的。于是他们只有逃离，回避，用消极的敬而远之来自我保护。
然而有些人，是即使你疏远他也会被得罪的。比如上司。倘若他认为你应该去亲近他而你没有，那么他便会感到受伤，这心思与恋人有一点相似。
顶头上司陈世骧就是这样被得罪了。陈世骧是冲着张爱玲的名气而雇佣她的，自然是为了奇货可居炫以友朋，然而她却拒绝被人当作“奇货”展览，岂不教主人家败兴？
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九岁，将近“知天命”之年。可是天不假年，人不逢时，却又奈何？
这一年，中国**进行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69届毕业生浩浩****下云南；这一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及旧金山等地共计百万人参与反战游行，抗议尼克松政府侵越；这一年，71岁的刘少奇被送往河南开封，秘密关押于开封市革命委员会院内，并于 11月12日逝世；这一年，我正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犹豫着要不要出世，却已经随着父母一起“下放”了；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一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都有巨大影响的大事——1969年7月20日，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在月球上迈出了人类的第一步——那可是张爱玲在文章里写了无数次赞了无数次的月亮啊，她曾对它寄予多少梦想，如今终于要通过宇航员的眼睛与脚步帮她揭开那神秘的面纱了吗？
那天下午，张爱玲站在加州圣保罗大街一根电线杆下面，努力地仰头眯眼向上面的木牌张望。恰好陈世骧教授开车经过，问她在这里做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想买电视机准备看晚上的登月转播。原来高度近视的她误把电线杆子当作公车牌了……
加大同事曾经形容，张爱玲是“办公室的灵魂”，一语双关，既是说她的深邃，也是说她的飘逸。她总是穿旗袍，或灰色，或紫色，或淡青，或素花，丝质的料子，传统的滚边，沿途洒下淡淡幽香；皮肤白得透明，化淡妆，至少会涂口红，中度长短的鬈发，有时是“五凤翻飞”；步态优雅轻盈，走路时总是若有所思，有时也会一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见到工人修理电线，能专注地仰视半天。
——卸去了赖雅的包袱，又有了皇冠的固定版税，张爱玲这段日子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对于自己的穿戴打扮也精心起来。而且她始终都喜欢穿旗袍，无论走到哪里，姓了谁的姓，入了哪国籍，她总归是上海的女儿。
她曾说过：衣服好比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是可以改变的“贴身环境”。又说，“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她的一生，是住在旗袍里的。
众多的回忆与采访文字中，要属与张爱玲同为研究所“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中的另一个——陈少聪在《与张爱玲擦肩而过》中的描写最为亲切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