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信都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香港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Dick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惟有祝安好。
瑛 一月二十日，一九八九年”
从信的内容看，大概张子静的去信里有求助之意，而张爱玲抱歉地说“没能力帮你的忙”。由于张爱玲的居无定所，不住搬家，两姐弟的通信并不频繁，前后也不过两三封，不久便又断了往来。子静想要知道姐姐的消息，一如当年在上海一样，惟通过报刊罢了。
记得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大约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事吧，那时子静辍学在家，闲来苦闷，便与一帮好同学合计要办本杂志，名字也想好了，叫《飙》，希望给苦闷的时代带来一阵暴风雨。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也约来了不少名家的稿子，比如董乐山、施济美等。同学建议，这还不够，还得有一篇特稿，于是对张子静说：“你姐姐是现在上海最红的作家，随便她写一篇哪怕只是几百字的短文，也可为刊物增色不少。”
子静明知这事难成，却也不好推却，只得与同学一起去找姐姐。到了爱丁顿公寓楼下，又觉踌躇，怕被姐姐当面拒绝，使自己和同学难堪，于是让同学先等着，自己上去。
果然张爱玲听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但是又不忍太使弟弟失望，于是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
张子静无奈，只得拿了那张图下楼，聊胜于无，总算不是全军覆没。
同学们听了这番约稿经过，也觉无法，又不甘心，于是另出新招：“不如这样，你来写一篇关于你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子静一想不错，也就答应了，写了篇题为《我的姊姊张爱玲》的短文，统共一千四百字。开头便是“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从衣裳说到电影，绘画，读书，学英文，最后写：“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如果这真的是张爱玲的做人哲学，那么无疑她说到做到了。
这篇文章发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飙》的创刊号上，张爱玲的那张速写做了插图，是姐弟俩生平惟一的一次合作。
到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的消息传来，张子静将这篇文章拿出来，加了一个开头，又再发表了一次。台湾作家季季按图索骥找到上海江苏路张子静的家中登门拜访，带了一套《张爱玲全集》和许多剪报送他。张子静抚摸着，翻阅着，脸上是一种沉静的忧伤。尤其看到《对照记》时，更是难掩哀痛之情。
于是两人决定合作一部书，张子静此时已经写了一部约两万字的手稿，在两人一问一答的整理中，渐渐补缀至三万五千字。张子静亲自写了代序《如果我不写出来》，文中说：
“一九八九年终于和姊姊再联络上后，我就决定要为姊姊写点东西。姊姊在她的散文中，也写了一些早年生活的片段，但未及于生活的全部真相。还有一些事则是她没写，也不愿写的，在这方面，姊姊有她的自卑，也有她的自卫。加上她后来与世隔绝，关于她的种种传说……以讹传讹，更为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姊姊和我都无子女。她安详辞世后，我更觉应该及早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在姊姊的生命中，这些事可能只是幽暗的一角，而曾经在这个幽暗角落出现的人，大多已先我们而去。如今姊姊走了，我也风烛残年，来日苦短。如果我再不奋力写出来，这个角落就可能为岁月所深埋，成了永远难解之谜。”
张子静死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二日。那天上午，女作家高全之还曾来采访他，那是他最后一次谈起姊姊张爱玲。当夜便去了，没有留下遗言。
高全之说，他大概从我脸上看见了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