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爱玲亦一如既往地决绝，在接到电话的次日即在林式同的帮助下搬了家——她把戴小姐当跳蚤来躲了。
季季不无嘲讽地写道：“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D小姐没有严密监控她的‘猎物’，竟未发现张爱玲搬走之事。她仍然每天耳贴墙壁，却听不到一点动静。起先她以为张爱玲病了，连电视也不看了。但连着几天听不到张爱玲房里的声音，她才起了疑心。到管理员那儿询问，才知张爱玲已搬走了。”
戴文采看丢了自己的“猎物”，气急败坏，进一步行动的计划破灭，这篇垃圾稿成了她惟一的砝码，不由焦燥起来，于是再次长途致电季季，催促发稿并且商谈稿费事宜，且开出价钱来：除了稿费要按特稿付酬外，还要报销她住在张爱玲隔壁的一切押金、租金、电话等费用。
然而季季非常冷淡且坚决地拒绝刊登她的稿件，并且说：“你知道张爱玲前几年常常搬家，把《海上花》的英译稿弄丢的事吗？张爱玲已经快七十岁了，她身体不好，我们就让她安静地多活几年吧。”
但是戴文采不死心——她可是出了本钱的，又怎么会为了季季的几句话就良心发现打退堂鼓呢？她后来不仅到底把稿子刊发出来，且收入了自己的作品集，洋洋自得。
张爱玲曾在给司马新的信中写道：“那台湾记者那篇淘垃圾记还是登出来了。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正如你说的。所以我不能住在港台。现在为了住址绝对保密，连我姑姑都不知道。”可见她对这件事的愤怒。
张爱玲是从庄信正教授那里得知季季对整个垃圾事件的处理经过的，1988年12月，她在圣诞节前寄了一张卡片给季季，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感谢所有的一切。”
1990年，《中国时报》创刊四十周年，季季写信邀请张爱玲担任“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的决审委员，张爱玲回信拒绝了这一邀请的同时，心照不宣地写道：“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翼鉴谅。”
这一句“肝胆相照”用得多么严重，令季季不禁感慨：“许多人批评张爱玲冷漠。冷漠无涉道德。但从张爱玲的这句话里，我的感受是：张爱玲并非冷漠，而是对某些人、某些事不屑相与！”
张爱玲尽管冷傲清绝，却知交满天下，且个个都侠肝义胆之士，真也令人羡煞。说张爱玲孤僻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一生识得几个这样肝胆相照、德才兼备的知交好友？
而张爱玲虽然拒绝了这年“时报文学奖”评审的邀请，与《中国时报》的缘分却未完。1994年，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对照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9月，获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她虽然未能亲自来台领奖，却写了一篇文章祝贺，即是前文提过的那篇著名的《忆西风——第十七届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得奖感言》（参看第五章）。
张爱玲为媒体撰写“贺文”，只有过三次：一是1950年为庆贺《亦报》创刊一周年而写的《〈亦报〉的好文章》，卖的是龚之方的面子；第二次是1984年为《皇冠》创刊三十周年写的随笔《信》，自然是冲着平鑫涛的友谊；这是第三次，与其说是为了“时报文学奖”，不如说是为了感谢季季。这也是张爱玲有生之年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
她的爱憎分明，与不易察觉的“人情味儿”，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