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件需要绝对孤独和绝对平静的事，而她只做到了一半——她被种种身体的痛楚和无名郁燥困扰着，每天不是忙着搬家就是看医生，又怎么可能平静？
为着搬家方便，她尽可能地舍弃了一切身外之物，所购物品尽量是用过即弃型的，所有家当都可以装进两个大袋子中，随时提了便走。
也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那起著名的“记者与垃圾”的事件——
记者姓戴名文采，从19岁起即开始崇拜访张爱玲，因为某个机缘巧合得了她的地址，便写信去要求拜访。张爱玲当然不见，也不理。可是戴氏不放弃——好不容易有了这个珍贵的地址，有了接近名人的可能性，焉肯轻易放过？
1988年秋，戴氏申请了台湾某报的资助来到洛杉矶，指明要住入张爱玲的隔壁。等了十多天，终于有房间腾出来，她立刻便搬了进去，与张爱玲毗邻而居，声息相闻——与张爱玲的电视声相闻。
张爱玲不管看不看，总是喜欢将电视开着，大概还是要借一点人气，就好像她一直是喜欢听“市声”；但是她极少出门，因为怕带回细菌来；在屋内只使用一次性拖鞋，觉得脏了就扔掉；不再打理发型，用假发代替；也不再化妆，但用着很好的护肤品——伊丽莎白雅顿的超时空胶囊。
由于张爱玲的深居简出，使得戴文采在此住了一个月，却只在她出门倒垃圾时远远地见了一面：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
“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也许瘦到一定程度之后根本没有年龄，叫人想起新烫了发的女学生；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佯装晒太阳，把裙子撩起两脚踩在游泳池浅水里，她也许察觉外头有人，一直没有出来，我只好回房，待我一带上门立即听到她匆匆开门下锁急步前走，我当下绕另外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半至仓皇赶路，垃圾桶后院落一棵合欢叶开满紫花的树，在她背后私语般骇纷纷飘坠无数绿与紫，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
“我在她回房之后，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了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的读着翻找着，在许多满怀狐疑的墨西哥木工之前，我身上浆白了的浅灰棉裙子与垃圾桶参差成优雅的荒凉，我与张爱玲在那天下午的巷里，皆成了‘最上品的图画’。”
——戴文采自称是拾张爱玲的牙慧渐渐长大，然而观其文，其实更像是拾胡兰成的牙慧。
她从张爱玲的垃圾中推测出她的食谱与日常用品，并且得到一只断了保险丝的单座电炉，一络张爱玲剪下的头发，一张写在银行纸头背面的购物单，以及几封她写给夏志清、痖弦先生的信的草稿，最富戏剧性的，是她还拾回了自己写给张爱玲的信的信封，也被张爱玲当了草稿纸，且在上面写着：她难得住定，即忙着想把耽搁太久的牙看好，近几年在郊外居无定所，麻烦得不得了，现在好不容易希望能安静，如再要被采访，就等于“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戴文采对于自己的收获显然欣喜若狂，以为奇货可居，不仅难禁兴奋之情地把自己的奇遇报告给某位台湾女作家，并叮嘱对方代为保密，因为她还计划着要进一步接近张爱玲；同时，她又将自己的垃圾收藏详尽报道，洋洋万言，寄给了身为报社主编的季季。
然而她没有料到的是，无论是那位女友还是季季，都对她的做法甚为反感，不但拒绝为她保密或发表她的文章，且分别通过夏志清与庄信正辗转通知了张爱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