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刘绍铭发出的多封求助信中，终于有一封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即是他从前在迈阿密大学任教时的老板JohnBadgley教授，愿意请张爱玲驻校七个半月，月薪千元。而刘绍铭一九六四年在迈阿密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合月薪不足六百，除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相比看来，张爱玲在迈阿密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然而带着老公上班显然是不方便的，张爱玲因此曾试图委托霏丝暂时照顾赖雅，却被生硬地拒绝了。
霏丝且很不客气地说：“我也要上班，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要照顾。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她分明在暗示，张爱玲嫁给赖雅另有谋图，是为了谋一张绿卡！
张爱玲一言不发。她一直都明白，她是孤独的、孤独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以分担她的痛苦。她果断地带着瘫痪的赖雅离开了华盛顿，霏丝再来的时候，只看到几个纸箱和张爱玲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
霏丝打开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气愤地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
——很多人把这理解成张爱玲对赖雅作品的不尊重，然而我却以为，这是她的无言的抗议，是给霏丝的最直白的回复：我对你父亲，毫无所图。我已经把他的所有财产提前留给了你！
张爱玲是于1966年9月来到大学所在地的俄亥俄州牛津市的，然而一到就得罪了校长。她在9月20日写给刘绍铭的信中写道：“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
事后刘绍铭向朋友打听，朋友说那天校长专为她接风设宴，而张爱玲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爱理不理，显见是不会做人。
而且又不习惯于遵守规矩，不懂得“要坐在办公室里看书”这最起码的演技——“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整齐，走一里多路到MaCracker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
她的的确确是不大适合OL工作的。无论白领金领，都不是张爱玲的风格。
她从前说过：“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现在逼上梁山，终究还是“做不来”。
继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之后，张爱玲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这次，是得益于夏志清的推荐。
抵达不久，即1967年10月8日，赖雅在麻州病逝，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骨灰转交给霏丝安葬——张爱玲是不喜欢身外物与身后仪式的，她对自己这样，对自己至亲的人也是这样。
在张爱玲的所有文字中，提到赖雅之处极少，连《对照记》中也缺席，只有她身后“出土”的《小团圆》里有两页纸轻描淡写了她在美国堕胎的经历，赖雅一边吃烤鸡一边等她发作的情形，留给我难以言喻的触痛。
然而她在给台湾作家朱西宁的信中却写道：“赖雅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goodcompany。’（我是个好伴侣。）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又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我也希望是那样。如果是那样，一切的苦，也都还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