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最安全的距离就是最好只是相识，而没有关系。一旦人们的关系被某种概念所定义，就会不安全而且有压力，诸如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上下级、合作方，甚至夫妻、家人、对手、仇人……倘若这些关系不得不发生，那么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刻意维持空间的距离，将交往机会与危险系数降至最低。
高克毅接下来的回忆可以佐证我的这一猜测——
“第二次，也是为了谈稿子的事，我去东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她和她先生租居的公寓，登门造访。我以为总可瞻仰一下那位老作家的丰采，也就是跟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结识以至结婚的赖雅先生。可是她告诉我，他卧病在床，不能会客。”
——“不能”会客是原因，“不愿”会客是根本。这时的赖雅已经病入膏肓，原本健壮的他如今瘦得皮包骨头，是脱水的圣诞老人。不要说高克毅这样的“无谓闲人”，有一天他的表亲哈勃许塔脱来探望他，往日热情好客又喜欢说话的赖雅尚且一言不发，把头默默地转向墙壁——骄傲的赖雅与张爱玲，都不愿意面对旁人惊讶而怜悯的目光，不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地展现人前。
至于高克毅与张爱玲的第三次见面，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夏志清与张爱玲的第二次见面——
“第三次，也是值得回味的一次，那年‘亚洲学会’在华盛顿举行年会。夏志清兄从纽约来宣读《西游记》论文，他的兄长夏济安从台北来美不久，也自加州赶来开会，并提出讨论《西游补》的论文，哥儿俩珠联璧合。我的同事吴鲁芹是夏氏昆仲的好友，告诉我他们很想一见张爱玲。我于是在会后约了他们两位，还有老友加大教授陈世骧，驾车同往东南区，好不容易接了张爱玲出来。我同济安是初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见面。我早年曾为上海《西风》杂志撰稿；济安在车上说，他也经常投稿该杂志，用的是笔名‘夏楚’。我们两人同声记起，张爱玲在《西风》上登过一篇文章《我的天才梦》。”
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的街口拐弯，高克毅这个人的出现，仿佛只是为了促成夏志清与张爱玲的重逢，此后，他的任务完成，再也没有见过张爱玲；而夏志清，却与张爱玲的友谊维持终生……
改编广播剧的菲薄收入对于应付日常消费与赖雅的医疗费无异杯水车薪，张爱玲不得不四处求助，想再多找几份工作，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刘绍铭辛酸地记述，“如果不是在美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的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这里的“三个毛头小子”，指的是刘绍铭、庄信正、和胡耀恒。那是1966年6月，刘绍铭时任威斯康辛大学驻校讲师，与张爱玲同获邀请参加印第安那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而庄与胡当时都是印第安那大学的研究生，他们三人在会后一起去客房拜访了张爱玲。刘绍铭回忆：“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叫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
其实张爱玲身形高挑，纤则“纤”矣，小却不“小”。想来所以会给刘绍铭留下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她的“窘”与“弱”落在他眼中，有一种“寒酸”的感觉，连个子都跟着“小”起来。
对于这些钻研学问的人而言，最“适当的差事”当然是教书，然而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个博士学位，连学士、硕士都不管用。可是张爱玲别说博士学位了，由于在香港大学两进两出，连张正规的大学毕业证书也没有，因此找差事十分困难。而张爱玲与香港大学的梁子也就是这么结下的——她一再写信回港大要求校方出示学历证明，明明只是举手之劳，港大却偏不肯行以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