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隐居的第一个十年相对平静，创作力也很旺盛。除了对《海上花》与《红楼梦》的深入研究，还出版了散文小说集《张看》、小说剧本集《惘然记》以及《续集》中的部分文章。
我们从“张爱玲遗作手稿展”中可以知道，《惘然记》最初曾拟名《乱世纪二三事》的。这“乱世纪”，指的是中国四五十年代的战乱时期，收入书中的故事多是旧作翻新，题材始于三十年前。然而它们的文风惊人相似，洗尽铅华，而一味使用白描手法，显然是改了又改所致。大多张学们以为这是她去国之后，受到美国文化的洗礼所致，而我则认为多半是由于《海上花》的影响，一味追求平淡而近自然的结果——似乎矫枉过正，几个故事都粗疏晦涩，如《相见欢》、《浮花浪蕊》都淡远平实，耐读而不易读，《色戒》更是引人误会。
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
看到这句“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时，我忽然有一种背脊发冷的感觉——她在说给谁听？
我无法停止猜测与联想，虽然也许那是张爱玲所不愿意看到的。她向来讨厌“索隐派”。《色戒》发表时，就因为有些人太喜欢联想，索隐，使得她很不愉快——那是一个关于女特工以色诱为手段来亲近汉奸、谋图刺杀、最终失败被害的故事。有人曾考据是根据大汉奸丁默屯的真实故事而改编，并且认定这素材一定是由胡兰成说给张爱玲听的，张爱玲在文中有“美化汉奸”的倾向，是因为对胡兰成余情未了；也有人说故事原型其实是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关露，关露不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女间谍吗；然而宋淇却在答记者问时明白地说，那故事是他给张爱玲的，那些事情就是他们北大的一些学生们干的。
真相如何，其实何必多问呢？只要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很多写作的缘起往往只是一点点影子，在写的时候，写作人往往不由自主，那结局是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而且往往写出来之后，才会发现与某种事实惊人地相似——文学源于生活，也总归会回到生活。
这本来是不需要多加解释的，可是域外人的批评已经不只是 “索隐”，而是“曲解”，这使得张爱玲不得不写了一篇《羊毛出在羊身上》来反击，这是继《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之后，她惟一的一次替自己辩解——两次都涉及到一个敏感名词：汉奸。
“看到十月一日的《人间》上域外人先生写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觉得需要阐明……
此外域文显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小说里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杀人越货的积犯一定是自视为恶魔，还是可能自以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域外人先生甚至于疑惑起来：也许，张爱玲的本意还是批评汉奸的？也许我没有弄清楚张爱玲的本意？
……我最不会辩论，又写得慢，实在匀不出时间来打笔墨官司。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
结集《惘然记》时，张爱玲再次于序言中重复提出这一点：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