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归正传——胡兰成，一九零六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九二七年从燕京大学退学，一九三六年应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五月，两广兵变失败，胡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三十三天。一九三七年因在《中华日报》上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论中国手工业、一篇分析该年关税数字，并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遂被《中华日报》聘为主笔，去上海。一九三八年初，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总主笔，用笔名流沙撰写社论，一九三九年离开香港回上海，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次年就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这就是他“汉奸”之名的来由了。
据闻胡兰成为文，从不起草，一挥而蹴，倚马可待。稿成，亦极少改动，故有“大笔如椽”之誉。办报时，每周至少两篇社论，都由他自己执笔，因其文笔犀利，常言旁人所不敢言，每令报纸原刊社论之版面出现空窗——因社论观点激烈而被抽起不发，又并无预稿替补，遂只得留白，是谓“空窗”。
同仁有规劝其稍事隐讳以免触犯当道禁忌者，他回答人家：“报纸版面有‘空窗’，正是胡某报刊之特色。”可谓狂狷本色，自负之极。
汪伪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在回忆录《伪廷幽影录》中提到胡兰成的一节这样说：
“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作者按：回应日本近卫首相招降声明的电稿，发表于1938年12月29日的《南华日报》）后，胡兰成忽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汪伪宣传部部长）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精卫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汪伪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罗君强与胡兰成同为汪伪政权的人马，后来一直干到安徽省长，也算是来头不小的人物，他的回忆录应当是较为真实的。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兰成投诚汪精卫的完整过程，然而胡兰成似乎对汪精卫的提拔也没有怎样感激，仍然撰文大批汪伪政府的无能，特别攻击林柏生的宣传部。林柏生于是向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也很恼火，对林柏生说：“看着办吧。”林柏生遂独断独行，竟将胡兰成密押在特务组织的“政治局”，囚禁起来。后因周佛海、陈公博等人说劝干涉，遂让胡兰成写了一纸悔过书了事。
汪伪政府成立于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胡兰成就任宣传部次长当是这之后的事，然而同年夏天即辞去《中华日报》之职，不肯再作汪精卫的代言人，并于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发表《国民新闻发刊辞》，完全脱离《中华日报》，转而经营《国民新闻》，任副社长兼总主笔，随即被免去宣传部次长之职——连头带尾，胡兰成的次长位子也坐了不足半年，然而这个头衔却跟了他一生。
这年正值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汪精卫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百余人前往东京参加盛典，由农矿赵毓松做团长。胡兰成亦随行在团。在日本期间，胡兰成除了刚到时出席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暨日华文化协会的宴会外，其后各省大臣甚至近卫首相的请帖都一概回绝。
日本人久闻他铁划银钩，写得一笔好字，拜求不已。胡兰成便以草书写了首诗：
我游蓬莱山，神仙徒闻名；
惟见刑天舞，干戚敌八寅；
欲致交聘礼，无主焉有宾；
我心实愠怒，拂衣亦迳行；
所过郊与市，仍惜其民勤；
但恐再来日，鳌翻寂沧瀛；
邮亭一宿意，不觉泪已盈。
他轻视日本人不懂得书法，亦不懂中国诗词，遂在诗里讽刺他们只知大动干戈，开疆拓土，却不顾自己大好沃土在穷兵黩武中日渐贫瘠。预言日本侵华战争必败，昔日蓬莱仙境，将来满目疮痍，到那时再悔悟，就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