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很“独”的人走在一起，就变成了“双”，所以张爱玲后来写了《双声》——她们俩走在一起，一个高而窈窕，是“鹭鸶”；一个矮而腴丽，像“香扇坠儿”。从外形上已经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说起话来，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后的事情了。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总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尽量给她，张爱玲对炎樱便是这样。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别无所有，于是为她写了许多文字，还画了许多画。
有一张炎樱穿衬裙的蜡笔肖像画，画得很传神，吊眼梢，漆黑的眼珠，蓓蕾似的鼻子，**半包在白发圆锥里，很尖挺，呈四十五度角。被一个俄国老师看到了，十分欣赏，一定要张爱玲卖给他，答应给五块钱，看到她们两个面有难色，又赶紧解释：“五元，不加画框。”——那时候张爱玲的全部“积蓄”才是十一块钱。但是她与炎樱纠结地窃议了好一阵，还是痛苦地拒绝：“对不起，我们不想卖。”
那期间张爱玲画了许多画，由炎樱着色，她们合作得亲密无间——这种合作后来一直持续到回上海，炎樱替她设计过《传奇》增订本的封面，后来又替胡兰成的杂志《苦竹》设计封面。
在香港求学期间，爱玲重新拿起画笔来，替房东太太、烫发的少奶奶、有传染病的妓女画速描，画了许多杂乱重叠的人头，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觉得以后再也不会画出这样好的画来了——她的悲观的心态就像她最喜欢的那幅高庚的名画《永远不再》，总是每每看见好的事物便觉得这是空前绝后、不可多得、稍纵即逝、永远不再的了。一面在画，一面已经担心自己会江郎才尽，失去作画的能力。
有一幅画，炎樱给上了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爱玲尤其喜欢，说是有古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的意味。
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出口——她母亲一生中最喜爱的颜色，便是蓝与绿。她永远都不会忘记，母亲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调是蓝与绿；母亲在她四岁时第一次离开中国去留洋，也是穿着蓝绿的衣裳。
那是母亲的颜色，母亲的神情——每当炎樱为她的画上色的时候，便是张爱玲最爱她的时候。她看着炎樱，看她专注地为画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遥远的遥远的母亲。
一个爱画的人，对颜色是敏感的，连带的也注定会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时，母亲就曾与她有过一项协议：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买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学，那只好先顾学费。
张爱玲十分痛苦于这项选择，因为结果是不需要犹豫的，犹豫的只是过程——她当然会选择升学，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来了香港后，她发奋用功，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奖金二十五英磅，在当时的香港，这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爱玲自觉为母亲省了一点钱，而且也要奖励自己一下，便大胆地挥霍一次，买了衣料自己设计服装，随心所欲地做了几件奇装异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穿的时候像汗衫一样钻进钻出，领子矮得几乎没有，下面还打着一个结，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那大胆的设计，连炎樱看了也惊叹不俗。
炎樱也是喜欢自己设计服装的。她有一件绿外套，是自己拿块绿呢做的，只够前后两片，腰上缝了两只皮手套，乍看像两只小黑手从后头绕过来扣着她的腰；还有一件紫红色的毛线背心，是她母亲的大围巾改的，把两头铰下来缝合，宽肩，掐腰，齐腰一排三四寸长的同色同线的流苏，随着她的走动一步一摇，更像一枚小巧灵活的香扇坠了。
他们两个走在一起，奇装异服，招摇过市，一起去中环天星码头青鸟咖啡馆买“司空”，一种三角形的小扁面包，比蛋糕还细润，轻清而不油腻，一次买半打，两个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电影，去浅水湾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乐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