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从父亲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报》登出来，披露了被父亲软禁的经过，这是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给文章定了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alife!Whatagirl’slife!”家里是一直订着《大美晚报》的，父亲看到文章，大动肝火，可是他已经拿姐姐没办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关她，她已经远走高飞，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后还会飞得更高更远，比她的父亲、祖辈都高而远，更比他高远，直到难以企及。
他想起小时候，姐姐很喜欢**秋千，**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羡慕，却怎么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远。一九三四年，姐姐升高一时，他才小学五年级；一九三六年小学毕业，父亲又让他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日战爆发，许多学校停课，又荒废一年；到了一九三八年，姐姐离家出逃，父亲受了刺激，这才决定送他进入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可是刚读完初一，学校迁往法华镇，校名改了，校长也换了，于是父亲又要他辍学……
而这时，听说姐姐已经考上了伦敦大学，还是远东区第一名，可见真是奋发图强。可惜由于战争的缘故，英国已经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学。
姐姐的成功照见了他更加的低微与无助，张子静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张爱玲在一九三九年夏天离开上海，独自乘船去香港。
他没有去送。
七十年后，张爱玲的中英文“自传三部曲”先后出版，将这段真实感受写进了小说里，悲凉地刻划了弟弟陵少爷之夭，并让陵少爷死于十七岁。
那是因为，张爱玲离家出走投奔母亲，弟弟子静也随之前去却被母亲拒绝，那一年，子静刚好十七岁。
当张爱玲看着弟弟哭泣着离去的背影，她心里的悲哀是难以言喻的，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生离死别。她甚至不把那看成是生离，因为心里无奈与绝望的境味远不是一场平常的生离可以比拟，弟弟这一去，于她内心来说几乎已经是死别了。
她在书中把儿时的弟弟形容成一个安琪儿，那么可爱漂亮的一个小玩意儿，时不时就要抱过来用力亲一口：
“他长大漂亮了，雪白的猫儿脸，乌黑的头发既厚又多。薄薄的小嘴红艳艳的，唇形细致。蓝色茧绸棉袍上遍洒乳白色蝴蝶，外罩金斑褐色小背心，一溜黄铜小珠钮。
‘弟弟真漂亮。’琵琶这么喊，搂住他，连吻他的脸许多下，皮肤嫩得像花瓣，不像她自己的那么粗。因为瘦，搂紧了觉得衣服底下虚笼笼的。他假装不听见姐姐的赞美，由着她又搂又吻，仿佛是发生得太快，反应不及。琵琶顶爱这么做，半是为了逗老妈子们笑，她们非常欣赏这一幕。”
她毫不吝惜地使用各种赞美的语言来描写弟弟的美与可爱，不厌其烦地写他又贪吃又因生病而苛扣着吃的小可怜儿状，他出门时当胸绑着一条大红阔带子绊住而带子的末端牵在老妈子手里的傻样子，他哀哀地背书，居然背得比她快的聪明相，他头碰头地跟她一起挑选卧室和书房颜料样子的情形，还有跟她一起假装英雄出征打仗的游戏，她使双剑，他耍一对八角铜锤……他总是那么弱，那么小，那么没主见，无声无息地跟在她身后，有时候会恶作剧，带着嫉恨的眼光窥视或捉弄她，在她的图画上划下一道黑杠，但他始终是她最亲爱的弟弟，两个人从小睡一间屋，拜一个先生为师，连洗澡都在一起。她无法不爱他。
可是，到他一天天大起来，她再也爱不起他，因她帮不了他。
她在《雷峰塔》里写父亲再婚后，被继母挑拨着打儿子，“打丫头似的天天打”，有一次还教他头上顶着一块砖罚跪，要跪三炷香的时间。她心痛，却不敢过问，甚至不敢去看他，怕反而替他招来更多口舌，只有坐在窗里默默生闷气——
“琵琶知道她父亲没有人在旁挑拨是不会每天找陵麻烦的。他没这份毅力。何况人老了，可不会越看独子越不顺眼。”
“她不愿去想跪在下面荒地的陵。跪在那儿，碎石子和蔌蔌的草看着不自然。阳光蒙着头，像雾蒙蒙的白头巾。他却不能睡着，头上的砖会掉，父亲从窗户看得到。小小的一炷褐色的香，香头红着一只眼计算着另一个世纪的时间，慢悠悠的。他难道也是这么觉得？还许不是。弟弟比别的时候都要生疏封闭。指不定是她自己要这么想，想救他出去，免去他受罚的耻辱，也救她自己，因为羞于只能袖手不能做什么。”
她什么也做不了，她救不了他，帮不了他。写不尽的痛楚与无奈，悲哀与荒凉。当爱到了无法再付出的时候，就只有割断。
于是她写他死了。她只有当他死了。她没了弟弟，他没了姐姐，他们再没了姐弟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