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张爱玲作品的人，大多应该同我一样，先看到《对照记》，隔了许多年才知道有《小团圆》，并且为了它的真伪好一阵子扰攘；再过几年，才看到《雷峰塔》与《易经》。
然而从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书信看来，这几本书的写作顺序却恰恰是反过来的。
早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她已经决定了要使用《易经》的书名，而且九月的时候已经打完了字，只是有许多地方待改。到了第二年，已经在考虑译成中文的事。
六三年六月二十日的信中，她写：“《易经》决定译，至少译上半部《雷峰塔倒了》，已够长，或有十万字……下半部叫《易经》……把它东投西投，一致回说没有销路。”
最后一次提及则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日的信：“《易经》始终卖不掉，使我很灰心。”
但是已经决定了译成中文，为什么一直没有译或者没有译完它呢？从六四年两稿英文版完成至九五年张爱玲过世，中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这期间张爱玲已经再度火遍海峡两岸，如果有人知道她手上有这样两部书稿，绝不至于“卖不掉”。
但或许是因为之前有《私语》，后来又写了《小团圆》（从信上看是一九七五、七六两年间写的），题材相类，不犯着再译一次。她自己也说过《小团圆》其实就是《易经》的一小部分再加上爱情故事。
然而我始终以为《雷峰塔》和《易经》比《小团圆》要好，虽然是英文写作，然而那种温柔敦厚的老中国味道十分浓郁，虽然不能像《金锁记》那样精致幽细，张氏的味道却是足的，仿佛听大家族的人聚在一起戚戚察察地咬耳朵，有着鸦片的冷香。
相较之下，《小团圆》开篇即写港大，写战争，罗列了许多异国风情的名字与人物，简直就是一本点名簿，却又都没了下文，看起来倒反而有一种异乡的“隔”的感觉。那些学生的形象更加单薄而突兀，还不等记住名字这人物倒已经不再出现了，完全不符合小说写作的基本原理。
《雷峰塔》和《易经》的人物也多，但分成上下部后，各有偏重，气氛和谐，就并不显得冲突。而且人物是随着情节出场的，并不是单纯地列表，于是他们的身上就有了种生活气，即使记不住谁是谁，但他们站在一起，轻言细语，就集体构结了一种气氛，一种大家族的意味，显得和谐糜丽，仿佛看电影。
《雷峰塔》写的是张爱玲去香港念书之前的故事，背景是天津和上海，永远困在某一座房子里，永远是类似的面孔在私语。父母，弟弟，姑姑，舅舅，众多的表兄妹们，秦干，何干，王发，志远，父亲的姨太太，甚至继母，继母的母亲与陪房……所有的人物都是琐碎、稔熟而亲切的。即便是凉薄自私的父亲，她也一边借着主人公的口说“我要报仇”，一边又忍不住要代他找理由：“学校里三四百个女孩子，差不多人人都跟父亲闹别扭，不然就是为鸦片，不然就是为姨太太，不然就是又为鸦片又为姨太太吵。”
主人公叫琵琶，很明显是张爱玲自己的影子。写她四岁到十八岁的经历。十八岁的张爱玲还没有遇见胡兰成，所以书里只有人事没有爱情，可以想象不会多么吸引人。
文中絮絮地记述着佣人何干秦干等带着孩子们在月夜里讲白蛇传奇，男佣人们在房里打麻将，父亲新娶的姨太太带她去餐厅里吃饭，蛋糕上的奶油齐着鼻子高，还有，过年时去二大爷家拜年，每次背“商女不知亡国恨”，二大爷就拭泪……
整个故事说穿了就是加长版的《私语》，人物多，情节细，没有太强的故事性，只是记录生活的真实，或者说，回忆的真实。整个前七章都讲的是在天津的故事。七章过去了，一家子才动身到上海，再之后才是我这部《张爱玲传奇》的开篇。
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在她早期的散文和小说里都早已读过这些人物和故事，重看时会觉得亲切，仿佛读故人笔记。然而对于新读者，尤其是外国的读者，却只怕没有多少吸引力，难怪张爱玲一直抱怨“卖不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