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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时间的永巷里，寻觅着张爱玲的踪影。
爱丁顿公寓没有她，卡尔登公寓没有她，上海没有她。
她去了香港，我一时找不到她了。
我的灵魂翻山越海，来到香港大学的半山，一路经过着生死契阔的旧友：范柳原与白流苏在短墙下执手相看，用如歌的声音颤抖着念“与子偕老”；葛薇龙站在姑姑的巨宅前犹豫着要不要敲门，如火如灼的杜鹃花从门里一直开到门外；愫细促声哭泣着一路狂奔下山，罗杰安白登捏着他的帽子失魂落魄地尾随其后；言丹朱的斗篷在风中飞舞，聂传庆专注地望着她的眼神渐渐阴郁；霓喜眼睁睁地看着汤姆生和他的英国新娘从身前走过，一张脸煞青空白……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它们生于张爱玲的笔下，活在字影墨痕间，又一次次地被搬上荧屏。
可是我看见他们，仍然觉得陌生。因为我见过他们的不同的影像，渐渐辨不清哪个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我也辨不清爱玲的真面——许是连她自己也辨不清。
一百个人读出了一百个张爱玲，写出了一百个张爱玲，于是她迷路了，在不同的人对她的不同的演绎里。
我在迷雾中行走，兢兢业业地追随着张爱玲的脚印，或许，她也在红尘之外注视着我，借我的手还原一段传奇。我以为我找到了她的方向，然而发现自己走进死胡同……
回到香港的张爱玲已经没有了初次来港时的兴奋，那时她只有十九岁，有无尽的生命的可能性，有对未来的数不清的梦想；如今她已经三十二了，也还不老，可是伤痕累累，疲惫不堪。
上次是母亲安排她报考大学的，也是母亲托了李开第做她的监护人；这次，仍是母亲为她筹划设计，并且介绍她去找自己的老朋友吴锦庆夫妇——他们两人均为港大讲师，分别教授机械工程与科学，于是帮爱玲写信给文学院院长贝查，代她申请复学助学金，又督促她早日注册入校。
爱玲这次来港，复读其实只是借以离国的幌子，然而为了给吴锦庆夫妇一个交代，她还是顺从地去学校注了册，一九五二年九月——距离她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一次注册香港大学，隔了整整十三年。
旧地重来，物是人非，当年港大的许多文件与纪录包括张爱玲的资料都在战火中不知所终，虽然校方许诺会补助她一千元助学金，却迟迟见不到准信儿，这使她对自己的前途与目前的窘困十分焦虑。
依旧是照眼分明的野火花，依旧是半山的校园，和下了山一拐弯就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集市，流苏和柳原曾在那里与小贩讨价还价——这些，都是曾在她梦中笔下一再重温的景象，然而久别重逢，却显得陌生而疏远了，连海天一线的黄昏也不复温柔。校园后面小山上的树长稿了，中间一条砖砌小径通向旧时的半山女生宿舍，比例不同了。
走在旧日的校园里，可是再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炎樱、蔡师昭、苏雷珈、还有纳塔丽亚，他们都在哪儿呢？
纳塔丽亚是个俄国女孩，她的耳朵会动，最喜欢跟着唱片唱：“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地在雨中跳舞；还有暹罗女孩玛德莲，她会跳他们盘谷家乡的祭神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腰腿手臂似乎各有各的生命，翻过来拗过去，灵活得不可能；还有马来亚的金桃，她常常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是怎样跳舞的，她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当然还有炎樱，她最喜欢躺在帐子里赤着两只胳膊模拟中东艳舞，并称之为“玉臂作怪”。
爱玲悠然长叹，她不能不想念炎樱。没有炎樱的大学算什么大学？时间的重量压得她抬不起头来，废学十年，再坐在教室里做超龄学生真不情愿，她已经尝过出名的甜头，对于能不能得到一纸文凭早已不计较了。
炎樱来信了，说会在日本替爱玲找工作，并答应帮她办理出境手续；又说她自己很快就要到美国去，再延迟就见不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