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几乎每隔些日子就有从内地逃出来的人，大家难得聚在一起，说起来都是些血淋淋的故事：“土改”运动为了充数，把普通中农升格做富农，又做地主，后来就给枪毙了；农民的麦米桑麻都要统一卖给公家，标准随干部来定，说声“不合格”，又怕他们再次来缠，便泼一桶红水上去，打个记号，农民一年的心血就此作废，挑麻回去的路上，红水渗过麻筐一路滴滴哒哒，简直是条血路；缴完了公粮又要做军鞋，捐款支前，捐飞机大炮，这还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最惨的是那些被动员上了前线的志愿兵，连枪都不会开就上了战场……
每个人说过了，就会长叹一声，庆幸地叹息：“幸亏是出来了。”
张爱玲默默地听着，开始构思一部新小说，并且决定尝试更新的写作方法，题材、角度、文字的风格、乃至结构的模式，都势必要革旧求新。从前改了名字“梁京”仍然被人认出文笔来，真是失败；这次用英文写作，一定要像浴火的凤凰一样，活出新的生命。
——这就是《秧歌》的诞生，英译本的书名为《TheRiceSproutSong》。
她向麦卡锡提出自己的创作计划，并报告了故事梗概。麦卡锡从前在中国北方呆过，亲眼目睹北京解放，对中国农村的情形也有相当的了解，闻言只觉这个提议好得不得了。
《秧歌》是先有英文版后有中文版的。开篇的场景完全照搬了她去温州途中的见闻，几乎是从《异乡记》里直译过来的。
完成前两章后，爱玲拿给麦卡锡看，麦卡锡大为惊异佩服，又羡慕又忌妒——因为一个中国人的英文竟可以好到这样，叫他觉得惭愧。
这期间恰好美国作家马宽德（）来香港访问，麦卡锡负责招待，便引荐爱玲认识。
马宽德曾于1938年获得地位颇高的普利策文学奖，小说《普汉先生》英文原名《，Esquire》，1940年初版，1941年被米高梅公司拍成电影，中文译名为《富家子的婚姻》。张爱玲就读于香港大学，大概曾读过原著，又或是看过电影，她的《十八春》就脱胎于此。这使得后来一些故做惊人语的批评者们竟指她抄袭。
事实上爱玲自己对这一点从未讳言，她在给宋淇的信中，曾明确提及《半生缘》（《十八春》改写后的题目）借鉴《普汉先生》。《普汉先生》的原著我没见过，听说没有中译本，自然也没在大陆出版过，不过我看了许多相关的介绍，知道那是一个关于四角恋爱的故事——批评者便是根据这一点非议《半生缘》的。
其实同题创作的例子比比皆是，李太白《凤凰台》全套《黄鹤楼》，纳兰容若的词中常常照搬前人旧句，而毛泽东那句脍炙人口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也是套的《红楼梦》咏雪联句“伏象千峰凸，盘蛇一径遥。”然而谁敢说他老人家抄袭？
爱玲十分重视这次见面，盛装前往。马宽德大为惊艳，以至于把她的一言一行都被他视为时尚，连看到张爱玲的绿趾甲也当成某种流行，悄悄问麦卡锡：“为什么她的脚趾头要涂绿彩？”麦卡锡也不知道，于是又问爱玲。爱玲发窘，哭笑不得地回答：“那是我涂的外用药膏啊。”麦卡锡忍不住扬声大笑起来。
餐毕，麦卡锡将《秧歌》前两章给马宽德，请他评鉴。马宽德于这种门面功夫显然不耐烦，委婉地说自己应酬多，大概没功夫看。然而当夜大雨，他在香港半岛酒店房间里便连夜将稿子看完了，次日一大早便打电话给麦卡锡，说：“我肯定这是一部好作品。”
——后来《秧歌》在美国的出版，也多承他的推介帮忙。
张爱玲在“美新处”工作的这段历史，给她再次带来负评和非议，《秧歌》和《赤地之恋》也因而被怀疑是美帝支持的反共宣传。然而麦卡锡曾在答记者高全之时表示，张爱玲只是为他们做翻译工作，翻译一本就算一本的薪水，她的小说创作并不在合作计划内，他们从未要求她命题写作，小说题材与内容完全由张爱玲独立完成。
《秧歌》的英文版首页上写着“献给理查德与莫瑞”，理查德便是麦卡锡，而莫瑞·罗德尔女士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这使得许多人都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他们的授意下完成。然而事实上，爱玲只是要感激他们在她最困窘的时候给予的帮助。
麦卡锡说，他和莫瑞都很关心爱玲的生活，把她当女儿一般看待，爱玲在美国结婚时，莫瑞打电话来报喜，麦卡锡听了十分高兴，以为这下子她的生活有着落了，不禁脱口而出：“那好极了！”莫瑞知道他的意思，立即说：“我们女儿没嫁出门，倒招进个穷女婿。”他这才知道赖雅穷途潦倒，比张爱玲更不如。
麦卡锡对张爱玲的赏识与关心是真诚的，除了在她初到香港时接纳她为美新处兼职翻译人员外，在一九五五年张爱玲到美国后也仍延请她为香港美新处和“美国之音”做翻译，张爱玲一九六一年访台，也由麦卡锡接洽安排。
麦卡锡且反问：“我了解这些批评。然而我怀疑当时如果我们不关注她，谁会及时施援！”
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