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过硬的文学功底与语言特长，爱玲得到了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的翻译工作，美新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说：“她是文学天才。我认识的两位文学天才之一。”——另一位是罗伯特·佛洛斯特，曾四次获普利策诗作奖。
麦卡锡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主修美国文学。一九四七至一九五零年曾派驻中国，任副领事，后转至美新处服务，一九五零至一九五六年派驻香港，历任资助讯官、美新处副处长及处长等职，主持“中国报告计划”，包括报纸新闻记事的制作与传播、杂志专题报导、电台难民访问、以及学术论文——这些，被左派统称为“反共宣传”，然而麦卡锡个人认为他们虽有立场上的偏颇，却努力做到诚信，拒绝一切虚假唬人的报道，比如有人宣称全家人在广东受拷刑，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麦卡锡就曾批语：广东的雪，该是北京运来的？
此外美新处也有正常的出版业务，主要是美国书籍的中文翻译——他便是这样认识了张爱玲。
张爱玲先后为“美新处”翻译过多部作品，包括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重版时更名为《鹿苑长春》）、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选集》、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
其中海明威《老人与海》一经出版，立即被称为中译本的经典之作。张爱玲在译序中写道：
“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题是毅力。他给毅力下的定义是：‘在紧张状态下的从容。’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都看看这本书，看了可以对我们这时代增加一点信心，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
海明威因创作《老人与海》而于一九五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张爱玲当年应“美新处”之约及时翻译成中文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这是《老人与海》最早的中译本。
面对喜爱的外国著作，她有强烈的写作冲动，而且是英文写作的冲动，因为只有英文，才能表现出西方文学中特有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
文章的风格与所使用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照章直译的翻译是不成功的翻译。翻译大师傅雷曾有经验之谈：“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设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他在译书之先总要再四精读原作，吃透原作的精神和全部细节后才着手翻译，使阅读者像看本国故事一样亲切流畅。
换言之，翻译不只是炒冷饭，而应当是一种再创作。张爱玲在这一点上，显然是与傅雷不约而同的——虽然，许多批评家认为，他们此前曾于上海的报刊上就写作技巧有过一次不着面的交锋。这里举一首爱默森的诗为例：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我喜欢灵魂的先知；
我心里觉得僧寺中的通道
就像悦耳的音乐，或是深思的微笑；
然而不论他的信仰留给他多大的启迪，
我不愿意做那黑衣的僧侣。”
张爱玲说过：“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然而说归说，她的翻译却仍然是毫不含糊的。我们从这首诗里，不难看出张爱玲的风格。
张爱玲是借着翻译外国名著在暗暗积蓄，准备一次写作上的大突破。
翻译是工作，是谋生的手段；创作才是心头好，是初衷。张爱玲翻译之余，一直在寻求新的写作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