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后来看《小团圆》，其中一个叫荀桦的明显可以看出是脱胎于柯灵的原型。张爱玲在里面写他有两个老婆，还同另一个女人同居着，生了一大堆孩子。解放后又都离掉了，另娶了一个年轻的，可见在女色这件事上颇有兴趣。他被盛九莉和邵之雍（小说中张爱玲自己和胡兰成的原型）搭救出狱后，会错了意，以为九莉对自己有情，三番四次地登门拜访；后来邵之雍事败，他与九莉在电车上相遇，居然大胆调戏她，因为“汉奸妻，人人可戏”。——倘若真是这样，那就难怪后来张爱玲一直远着柯灵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夏衍邀请张爱玲去农村参加“土改”工作，体验生活，柯灵不可能不知道，甚至很有可能也在其列，而他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这根本就是撒大谎！——好，姑且就当他不知道张爱玲去过农村吧，甚至姑且就当张爱玲真的“平生足迹未履农村”，那又如何？柯灵枉为作家，难道不知道亲身经历并非是写作的惟一源泉？果然如此，这世上就没有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这一派系，写历史演义或者武侠神怪小说的人就更要死绝了。
柯灵曾在《文品与人品》中写道：“创作必须忠于现实，但观察要深些，表现手段要丰富些，不能太老实——当然绝对不要扭捏作态。人应当有品，文也应当有品。文字形成个性的过程是艰苦的，但更艰苦的是个性的突破，从统一中追求多样，从纯净中追求多采。”这番话说得挺明白，可为什么这一观点到了张爱玲这里就不灵了呢？为什么张爱玲“观察深些，表现手段丰富些”就成了“虚假”的“坏作品”，张爱玲追求“个性的突破”就成了“文字也失去原有的美”了呢？
最可恨的，是其后的多部关于张爱玲的传记也持同一观点，说些不着边际如出一辙的套话，诸如张爱玲没在农村生活过、又远在香港、不了解真相、所以偏听偏信之类，不知是替张爱玲解释还是在替自己留后路——那么你这个为张爱玲著书立传的写书人也没有生活在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没见过张爱玲本人，你写这部书又是在做什么？
《秧歌》与《赤地之恋》迄今在内地都难得一见，一直认为是“反共小说”，不实报道，是把个别案例当成社会普遍现象。然而它们所写的故事，真的是不实报道、虚构诋毁吗？
当时的人大多都还活着，是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民众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一段饥饿的时期。那非但不“特别”，简直太“一般化”而且“典型”了。而且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同类题材的描写也屡见不鲜，正如刘登翰先生在《香港文学史》中所说：“实际上，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秧歌》和《赤地之恋》对建国初期那些政治失误，以及平民和知识分子受伤害的描写，和后来大陆作家的‘伤痕文学’相比较，显然还是要温和得多。只是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这两部小说就未免显得过分地刺眼了。”
在张爱玲笔下的农村，并没有夸张贫穷与饥饿，甚至可以算得上温饱。因为至少还有稀粥可喝，那可是米饭呀，陕西农民在那些年月里，可是终年都见不到几粒米的，有些地方连苞米芯、榆树皮都吃不上。
至于“抢粮”的故事，问问身边的长者吧，几乎没人不知道的。比如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是根据河南信阳发生的一起“抢粮事件”的真实故事改写而成的，当时也是“争鸣作品”，现在给予了什么样的评价，我没找到资料。然而它告诉我们，《秧歌》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独家学说，张一弓可以写信阳农民，张爱玲当然也可以写南方的农民。
我常常想，可惜张爱玲远在美国，对内地的“斗争”了解得还很有限。而且也只是写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的事情，如果她再写写“文革”，那一定要比《秧歌》和《赤地之恋》还够劲得多。
历史，对于不相干的人来说只是故事，然而切肤相亲者，却是永远不能过去的伤痕。
《秧歌》和《赤地之恋》在内地每出必禁，这不仅是广大读者的悲哀，更是中国出版界的悲哀。一天不能正确地面对《秧歌》与《赤地之恋》，就是一天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