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胡适的评价仍不足以让我们正视《秧歌》的价值，那么不妨看看小说英文本出版时的其他评论——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纽约时报》赞誉：“极佳的精短的长篇小说……张爱玲既是共产中国隐秘世界的透察的评论者，也为令人兴奋的新起的艺术家，我们殷切希望再度读到她的作品。”
五月一日纽约《图书馆杂志》评论：“张小姐是成功的中文剧作家与短篇小说家，这本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语作品，文笔精练，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钦羡。更重要的是，本书展示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诚挚与技巧。”
宋淇在《私语张爱玲》中说：“《秧歌》出版后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大可以借用‘好评如潮’之类的滥调，来形容各方的反应。”
高全之曾总结：“美国纽约威尔逊公司自一九零五年开始，每年出版年度性的大部头书评文摘，近百年来，历久不衰。该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一九五五年书评文摘》，列了八篇有关《秧歌》英文版的书评。”
而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逝之际，九月十六日《洛杉矶时报》再次特别提及：“张爱玲享年七十四岁，是广受欢迎的中国小说家。作品风靡台港读者，最近才在中国大陆解禁……她最受欢迎的长篇为《秧歌》以及《赤地之恋》。作品如《倾城之恋》、《怨女》、《红玫瑰与白玫瑰》，曾拍成电影。文评家特别赞赏她早期短篇故事。南加大东亚语文系张错教授说，张女士非比寻常，如果不是生逢国共政治分裂之际，必然已经赢得诺贝尔奖。”
华人作品的优秀，竟要异国读者来告诉我们，而我们却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承认，这是怎样的可悲！
批评这两部小说的话连篇累牍，我不想引用，免得替那起闲人扬名，这里只摘录一下自诩为张爱玲知己的柯灵的评价吧：“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作者的手笔。”“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美。”“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引，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
这篇文章里前后矛盾，不打自招之处甚多。首先张爱玲出国的时间不是1953年而是1952年，这当然可以解释成事隔三十年，记不准了。然而柯灵在前文说他为夏衍的剧本创作所任副所长，夏衍想请张爱玲做编剧，他还来不及转告，张爱玲便远行了。这话大谬不然！
——在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中，这件事亦有提及。看来夏衍对张爱玲的确很赏识，跟许多人赞誉过她。龚之方就两次受夏衍之托向张爱玲传话，并且话已带到，只是被张爱玲“摇头，再摇头，三摇头”地拒绝了；而柯灵是创作所副所长，当然是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甚至他自己都应当有权力邀请张爱玲，却怎么会“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呢？前面所引罗孚的文章里也提到，夏衍在一九五三年曾令唐大郎写信给已在香港的张爱玲，再次劝她别去美国，回上海参加剧本创作所，但被张爱玲的朋友诳过，说她已经离开香港——这些，柯灵竟然都不知道，夏衍明知柯灵是张爱玲的好朋友，为何不让他劝说爱玲，却一再转托他人呢？
之前我曾揣测是因为柯灵当年替张爱玲的《〈传奇〉增订本》在报上匿名登广告时曾被“左派”批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二则如他所写，“（夏衍）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柯灵明哲保身，当然不肯淌这浑水——他大概怕“井绳”怕到已经与张爱玲划清界线、不复联系了，要不这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连张爱玲何时离开上海都不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