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来美国的，比爱玲早六年，也是乘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胡夫人江冬秀则是第二年才有条件过来。胡适一生才华盖世，享誉天下，却没什么积蓄，这位昔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拥有者，二战期间还担任过中国驻美大使，然而来到纽约，却连佣人也雇不起，又没有固定收入，不得不自己学起做家务来。后来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谋得馆长一职，权当过渡。一九五八年他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再也没有来过美国。张爱玲这次来拜访，正是他生平最落魄的时候，他连自身也难保，更不要说给爱玲什么帮助了。
然而张爱玲却仍然再去拜访了胡适先生一次。她真心敬仰他，倒不全为求助。这次她是一个人，没有了炎樱的插科打诨，她与胡适谈得更加长久，也更加深入。
而胡适在张爱玲上次来访后，也特意查了一回资料，理清了胡张两家的渊源：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张佩纶曾写信介绍胡适的父亲胡铁花去见吴大澄，这是胡铁花事业成功的开始；而张佩纶后来被贬谪，胡铁花感恩图报，专门寄信并封了二百两雪花银接济于他。这样的世交往复，使他再看见爱玲的时候，觉得更亲近了。
两个来自内地的人，谈话总是避不开内地的那些斗争，胡适愤慨地说：“纯粹是军事征服。”爱玲一顿，没有回答。她已经被政治吓怕了，只想远离所有的派系，永远活在潮流之外。
胡适见她默然，将脸一沉，立即换了话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
爱玲不由微笑——初来乍到，衣食无保，哪里还有时间心情去大图书馆观光呢。
胡适见了，也似有所悟，马上又说到别处去了。
那是爱玲与胡适的第二次见面。
转眼感恩节到了。炎樱约爱玲一起去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却不是火鸡，是烤鸭，人很多，但都是异乡客，说着英语，过着洋节，吃着西餐——张爱玲呆在人群中，却比在海船上更加孤独寂寞。
她是一个没有根的人，即使从前有过，也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送，却找不到落脚的土壤。
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满街灯火橱窗，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爱玲有些神经质地快乐，她想起在旧上海的冬天的街上看橱窗的情形，霞飞路的霓虹灯闪闪烁烁，和纽约的好像。好像。可是纽约不是上海，她没有家，没有家了。
一阵心悸，胃也跟着抽搐地疼起来，统共也没吃多少，可是倒已经满满的。
好容易撑着回去，她便吐了，胃里倒江倒海一般难受。
这时候电话铃响起来，说是找她的。她有点惊讶，谁会在这异乡的节日夜里想着她呢？
竟是胡适先生。他怕她一个寂寞，约她吃中国馆子。
爱玲仿佛受了委屈的小孩子被亲人安慰了一句反而更加委屈，忍不住眼圈都红了，她向来不喜欢诉苦的，这时却忍不住对着听筒向胡适诉起苦来，说自己刚才吐了，好难过，又说不能和胡先生一起过感恩节，很遗憾。
那顿饭虽然没有吃上，然而那种关怀，却使得爱玲的胃里终于有一点暖起来。
长期被救济是可怜的。贫穷，是对自尊心最难堪的蚕蚀，一点点吞噬着风度与友谊。
爱玲是习惯同人算得清清楚楚的，这样子一直寄人篱下终不是她的性格，因此一有机会就搬了出去——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是救世军办的，座落在哈得逊河岸，是一个救济难民的处所，便介绍了爱玲去，同一班流浪汉、酒鬼、等死的胖太太和小老头子住在一处。那样寒酸的处境，谁听见了都会骇笑，然而虎落平阳，又怎么讲究得起呢？
那天，胡适竟然来这鱼龙混杂的救难所探访小友来了。爱玲觉得窘，请他到客厅里坐，里面黑洞洞的，有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旷大得叫人害怕。
爱玲无可奈何地微笑，仿佛主人因为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待客而觉得抱歉，又或是小户人家被人穿堂入户的那种窘。然而胡适却不以为意，只是赞：“这地方很好啊，不错不错。”坐了一会出来，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好，倒不像是敷衍话。
过江风扑头盖脸地吹来，胡适的大衣在风里微微摆**，成年的男子，自有一种萧瑟的美。爱玲望着，如视神明，连冷也忘了。
“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那是爱玲最后一次看见胡适。那一幕，会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并通过她的《忆胡适之》，留给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