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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走在夜的海上，跟随着张爱玲一路颠簸漂流。这是第几次陪她漂洋过海？
还记得她八岁时一路经过绿海洋黑海洋从天津到上海时的兴奋，也还记得她十九岁时从上海来香港的紧张，还有二十二岁从香港辍学回上海的失落，三十二岁从香港到日本投奔炎樱的忐忑——这一次的海航，又会给她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在这一年里，各种粮食票证开始进入中国社会，揭开了中国“票证经济”的帷幕，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我军实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授衔，共设六等十九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带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并按新的服装制式着装；这一年，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桑弧导演的越剧彩色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英国举办的第九届国际爱丁堡电影节上获得映出奖，这是新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自力更生搞出来的彩色片；这一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家剧场人民剧场开幕，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先生演出了《穆柯寨》；这一年，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同样的遗嘱，张爱玲在整整四十年后做了惊人相似的拷贝……
彼时，张爱玲站在甲板上，手扶栏杆，看着四十年后将吞没她骸骨的大海波涛翻滚，她有想过爱因斯坦的遗嘱会同她发生什么联系吗？
——她对海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这世界上的水太多，最赞成的就是荷兰人的填海。然而，四十年后，她怎会愿意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大海，做永生永世永不停息的漂泊？
她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自香港去美国——美国在一九五三年颁了一个难民法令，允许学有专长的人士到美国，并申请永久居留。张爱玲就是根据这个法令提出移民申请的，理查德·麦卡锡担任她的入境保证人。
去年《秧歌》与《赤地之恋》的中英文本次第出版，部分旧作也结集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少时的宏愿再次抬头——她要像母亲那样周游列国，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抬头是天，低头是海，触目都是幽黯翻滚的蓝，蓝得让人绝望。看厌了那无穷无尽的蓝色，她回到舱里，摊开信纸给文美写信，题头“亲爱的文美”，眼圈不禁一红——刚刚离开，已经在想念了。
这封信断断续续，从香港一直写到美国，写了整整六页之长——旅途中的人话特别多。
记得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也有这个习惯，不知是因为寂寞还是兴奋，一远行就忍不住要在旅途中写信，然而后来漂泊惯了，便不再写。到了近些年，更是除了在编辑们的发稿签上签发意见外，每写一个字都恨不得拿来卖钱。连日记也有十年没写了。有时候把旧时的十几本厚厚的日记拿来翻一翻，看里面那个傻姑娘情感充沛地哭哭笑笑，真想摘两段塞在小说里充当某个主人公的心理，不然实在太浪费了。
张爱玲那年三十五岁，然而很明显她还保持着相当的童真和热情。
她成名得比别人早，成熟得比别人晚，成长期好像特别长。
这是她人生崭新的阶段，在那陌生的国度里，寄予着她后半生的全部期望。
友谊，事业，名利，爱情，都要在那里重新拾起。
第一站自是同炎樱相会。
见了炎樱，就像见了上海，见了从前熟悉安稳的一切。
纽约，同上海一样，是另一个繁华的世界性大都市，红香绿玉，车水马龙，令人目不暇给。
张爱玲抱着大干一番的劲头来到纽约，暂且投宿在炎樱家中，来不及领略纽约的花花世界，刚抵美一个星期，便去拜访胡适先生了。
炎樱陪她一同去。东城81街104号公寓，白色的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来，完全是港式公寓建筑。让人觉得好像又回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