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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坐在旧上海的电车里。电车一路“克林克赖”地驶着,驶过长歌短调,驶过柳淡烟轻,驶过灯红酒绿,驶过粉黛脂浓,驶过冷雨凄风……车窗里戳出一大捆白杨花,是一种银白的小绒骨朵,远望像枯枝上的残雪;车窗外,是鳞次栉比的街道,临街的商店,商店的橱窗,橱窗里的模特儿。然而,总有一点什么不同了。
一路到了电车总站静安寺路,这才恍然那一点不同究竟是什么——张爱玲已经不住在这里了。然而我的灵魂还是熟门熟路地往静安寺打了一个转,一路经过爱玲买绣花鞋的集市,潆珠上班的集美药店和毛耀球的商行,虞家茵初遇夏宗豫的电影院,还有王佳芝色诱老易的珠宝店……这样子一路来到了爱丁顿公寓。
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七年,抛开在香港的三年不算,爱玲在这里断断续续地生活了六年,写出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这样的传世名作,出版了《传奇》与《流言》这两部她生平最重要的作品集,她曾在这里招待苏青、潘柳黛、许季木、李君维、董乐山这些文坛好友,在这里与胡兰成签下“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海誓山盟——当年的她与他,坐在那织锦的长沙发上,头碰头地同看一幅日本歌川贞秀的浮世绘,或者吟诗赌茶,笑评“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这样的警句,她穿着绣凤凰的拖鞋拿茶给他,临近了笑着将腰肢一闪,他赞她的这一下姿势真是艳。
然而现在,她走了。她说过倘若离开他,将是萎谢。萎谢了的张爱玲,如一片落花,随波逐流,漂离了爱丁顿,漂去了卡尔登,后来又漂到香港,漂去海外,尝尽人间风雨,海外沧桑,直至孤独地死在陌生的洛杉矶公寓里——她说她想要一间中国风的房,一明两暗,然而她一生里,从这座公寓到那座公寓,从来都没有过自己的家。
到死,她遗嘱里犹写着不要筑坟,只将骨灰撒入大海——连灵魂,都将永世漂泊……
我的灵魂觉得了一种难言的悲哀,于是飘入上海的云层深处,像一只迷途大鸟张开翅膀在风里舞动。我嗅到幽微而熟悉的鸦片香,忽然想起已经久违了的爱玲的父亲,于是追着那烟雾飘至华山路一间三室一厅的公寓里,看见那对阿芙蓉的信徒面对面地卧在烟灯下吞云吐雾,脸上有木然的微笑。
这是一九四七的秋天。任世界日新月异,沧海桑田,他们的日子竟是静止的。房子越搬越小,手边的钱越来越少,然而鸦片的烟却仍弥漫不散。昏黄的烟灯里,张廷重眯缝着眼,茫茫地微笑着。他的惟一的儿子站在烟榻旁,仍同从前一样的削瘦单薄,却似乎长高了一些,也微微黑了点。
张子静去年随大表姐与姐夫去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工作,这次回上海是因公出差,暂住家里。他嗫嚅地告诉父亲:“我昨天去看表哥,听说我母亲回来了,住在国际饭店。”
张廷重微微动了一动,发出一声不知是疑问还是感叹的“哦”,便不响了。“我母亲”?是说黄逸梵了。这名字听来好不陌生,仿佛上辈子的一个熟人。他们已经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他甚至无从猜测她的生活与思想,也不关心。
孙用蕃打鼻子里“哼”了一声,现在他们当她的面谈论黄逸梵,已经不忌讳了。她倒也不介意,因为早已不再担心她会重新回到这个家,她只是给了张廷重一个催促的眼神,似在提醒他什么大事。
张廷重又呼噜呼噜地抽了几口,清清嗓子,这才慢慢地说:“上次在信里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得怎样了?”
子静语气委婉恭敬,态度却倔犟:“儿子的意思,也在信里写了,父亲想得怎样了?”
张廷重脸上僵了一僵,悻悻地说:“先不说这个。我看到你这次回来,带了不少差旅费,现在不同从前,家里独门独户的,关起门来都是一家人;如今在公寓里,少不得行动要小心些。你别带着那么多钱到处跑,不如我替你收起来,稳妥些……你要出去,就赶紧去吧。”
张子静不疑有他,也急着出门去看母亲,果然将装钱的纸袋子取出来交给父亲保管,自己兴头头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