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亦报》应运而生，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八开对折，邀请了许多著名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执笔支持，自然也会向老朋友张爱玲约稿。
爱玲自《太太万岁》的风波之后，已经又搁笔近两年了，一是因为不断搬迁，没有心情；二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她还抱着观望的态度，“怀疑一切的眼神”；直到一九五零年搬入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三零一室，生活略为安定，这才重新提起笔来，写了《十八春》，发表在《亦报》上，署名“梁京”——为了躲避莫须有罪名的轰炸，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要了。可是又不甘全盘放弃，于是同读者们做了个文字游戏，借“玲”的子音“张”的母亲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母音切为“京”。
而桑弧亦化名“叔红”，在《十八春》连载前一天写了一篇《推荐梁京的小说》：“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用的是“他”而非“她”，有意掩人耳目；
在小说连载期间，他又继续以“叔红”为名写了《与梁京谈〈十八春〉》，其中提到小说连载至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许多读者既同情又愤慨，认为非把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于是纷纷写信给“梁京”，请她“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停止。
此前张爱玲与桑弧本来计划第三度携手合作，拍摄电影《金锁记》，然而由于时局动**，终究未能如愿。其原因为何，至今是个谜，倒是各种传说满天飞，有说张瑞芳为此几次登张爱玲的门求演女主角的，也有说桑弧找张瑞芳出演而未得的，而曾经饰演《太太万岁》中女主角陈思珍的蒋天流也回忆说：“听说（要拍）的，后来怎么没拍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问，我以为他（桑弧）要找别人演的，后来又不是。要是我演，该多好呀！”
然而不管怎么说，“叔红”可谓桑弧“变身”与张爱玲秘密交往的一个见证。他这样的积极推崇《十八春》，除了视张爱玲为知己的缘故，或许抱着借此再度合作的心愿也未可知吧？
还有一则佚闻也是有趣的：据说《十八春》连载时，有个和曼桢同样经历的女子从报社打听了张爱玲的住址，跑到她家门口倚门大哭，弄得张爱玲手足无措。
——事情本身其实是悲哀可同情的，然而隔着三十年的月光看去，也便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纱，变得温柔。
关于《十八春》的书名，后人考证，以为“十八”指的是她从一九三二年到上海至一九五零年完成这部作品，刚好十八年；也有人说是影射胡兰成的，不知怎么算出的十八年；但我个人以为，那指的是她逃离父亲的家时，是十八岁。
囚禁与出走带给张爱玲的刺激是深刻而长远的。她说过她要报仇，但她没有少时想象的双剑，只有一支笔。
同年《亦报》举办的关于《十八春》的作品讨论会上，曾有人提出这部小说太过传奇，哪有亲姐妹反目，竟可以将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见是虚构。连周作人也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小说女主人公）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张爱玲写的却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小说里顾曼桢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其实正是十八岁的张爱玲囚在空房时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哀——
“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伏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